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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國產電影讀者大賞
鄭曉龍專訪—— 本來可以讓許大同摔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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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龍：因為之前有一個“新銳榜”，包括好的建築、城市之類，其中最好的電影就是評的《刮痧》。我不知道這個事情，不知道是怎麼個評法，反正就是通知了我。另外根據這個電影的票房收入（１５００萬元）也算國內相當好的，我估計它可能還是受歡迎的，所以也沒什麼想不到的。觀眾喜歡，我是特別高興。我知道今年的“百花獎”，《刮痧》的票數本來是夠的，我也得到了影片入圍的通知，可後來又給拿掉了。今年“金雞”、“百花”都沒有《刮痧》。專家的什麼獎得不得也沒什麼，但是“百花獎”觀眾已經作出的選擇，你又給改了，這在道德上就有問題啊。完了還聲稱是群眾評選的獎，這不是欺騙群眾麼？！ 記者：你自己對這部電影的評價如何？ 鄭曉龍：我個人來講，我第一次拍電影，我覺得就是一個剛剛及格的作品。好多東西我沒有拍進去。我對電影好多東西，膠片的手法，都沒什麼概念，包括它的時間，我沒有精到的計算。最後是剪掉了４０分鐘的戲。 記者：《刮痧》想說的是一個很大的題材，但它好像沒有把問題深入地討論下去。 鄭曉龍：在我腦子裏其實這種可以進行深入探討的點是很多的，為這個片子我看了很多有關的書和材料。其實起初最讓我感動、感興趣的就是這麼一個文化差異的話題。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題材，從法律、人情、國家間的關係都有非常多東西可說。到最後我覺得要說的就別想太多了，還是怎麼把它拍得好看是很重要的。這個題材本身已經可以讓人們想很多，在設計的時候我們也刻意地引向了文化差異、衝突的東西，但是最終考慮的主要還是怎麼好看。 記者：那你覺得《刮痧》在思想性怎麼表現這方面，你做得怎麼樣？ 鄭曉龍：按我個人的標準也不是特別好。我這個片子後來就奔著“怎麼好看”那邊去了，另外我個人不願意把這個故事拍得特別慘。比如說許大同，我可以讓他摔死，我也拍了他摔死這段戲！他爬樓時候手抓不住，我專門拍了他從上面掉下來的鏡頭、落到地上的鏡頭，然後整個畫面一下子黑下來。然後出來畫外音：“北京，長城，中國……”就不是許大同教孩子說中文了，是蔣雯麗。這個結局要是剪出來就是蔣雯麗帶著孩子回國內了，美國是她的傷心之地麼。 記者：你在這兩個結局中間作選擇的時候，鬥爭也特激烈吧？ 鄭曉龍：因為如果他要是摔死了，我後面的結局就是另外一個方向。它推動觀眾思索的功能可能會得到強化———“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結局？”但如果他活著呢，大家看完了會帶著更多娛樂的感覺，會更加輕鬆，對中西方文化撞擊的事情會想得少一點。我覺得快樂的心情在這裡更重要，所以後來就是好萊塢的結尾嘛。我有時候也想還是要給觀眾一個樂觀的結局，中西方文化的衝突撞擊是可以有出路的。也就還是所謂好萊塢式的俗套。我還是不希望看到觀眾那麼痛苦，也許是年紀大了，沒那麼狠了。 記者：要是你真讓許大同摔死了，可能就得不到觀眾那麼多喜愛票了，儘管印象可能會更深刻。 鄭曉龍：對，我可能會挨罵，但是歐洲的電影節可能會給我一個什麼獎。我應該重新剪一個版本到歐洲去參賽。（笑） 記者：真有這個想法？（笑） 鄭曉龍：我這人不會幹這種事兒，我覺得這太機會主義了。 編輯：陳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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