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1987年女導演黃蜀芹編導《人·鬼·情》，被公認為內地首部“女性電影”
大多數中國電影的敘事者都是從男性的角度展開的，他們試圖最大限度地接近女性，但結果總會留下遺憾。上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進入中國視野，一些影片成為了中國女性電影的先聲，而《人·鬼·情》的出現正是中國電影中女性意識由無意識到有意識這一過程的完滿表達。
由黃蜀芹導演，上影廠出品的影片《人·鬼·情》本質上是一個女人的自我對話，半個人是女演員，半個人是她扮演的角色。從吳貽弓的《城南舊事》（1982）到黃蜀芹的《人·鬼·情》（1987），在樸素的電影中他們對厄運和絕望做了最誠摯的情感擔當，在電影的背後氤氳著柔弱與溫暖的情感將冷硬的現實包裹起來，使觀眾既可以直面人生的悲涼，又不至被這悲涼所戕害。而在此片之後上海電影也漸漸陷入了低潮。本報記者赴上海採訪到了黃蜀芹導演，她向我們講述了當導演的心路歷程。
直到今天，評論界一直認為《人·鬼·情》是中國最具女性意識的一部電影，黃蜀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沒有這種強烈‘主題先行’的意識，是邊拍邊清楚。”
《人·鬼·情》獲法國第11屆克雷黛國際婦女節公眾大獎。
■人物
黃蜀芹 原籍廣東番禺，生於上海。1964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場記、助理導演、導演。曾在《啊！搖籃》、《天雲山傳奇》等影片中任執行副導演。獨立導演的影片《青春萬歲》于1984年獲蘇聯塔什幹國際電影節紀念獎，《童年的朋友》于1985年獲文化部1984年優秀影片獎、首屆中國兒童少年電影童牛獎。1987年與李子羽、宋日勳合作編劇並導演影片《人·鬼·情》，于1988年獲第八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第五屆巴西利亞國際影視錄像節電影大獎———金鳥獎；1989年獲法國第11屆克雷黛國際婦女節公眾大獎。
受老“文華”的人文氣質熏陶
1947年，我上小學一年級，那時“文華”公司剛剛興起，像我父親黃佐臨、桑弧、張愛玲那時都三十多歲，互相之間關係也很好。由張愛玲編劇、桑弧導演的《不了情》準備開拍了，劇中需要一個六七歲小女孩的角色，為了趣味桑伯伯想找缺顆牙、還懂點鋼琴的小孩子。我那時正在換牙，父親義不容辭地把我叫到片場來“救場”。我的戲只有幾個鏡頭，當時什麼也不懂，現在在碟片裏看到那時的自己覺得很好玩。
父親從沒有要求過任何一個兒女從事電影工作，尤其是我，一直到現在不管是別人看還是自己都覺得我太不像導演了，不說話、性格內向。有意思的是我拍電視劇《圍城》，錢鐘書先生30年代在上海和我父親相識，他筆下的方鴻漸，與我父親他們留洋學習過的年輕人都很相像，所以特別能理解，我在1985年拍《童年的朋友》時看到小說《圍城》後，被吸引住了，就是我印象中幼時上海的模樣，到北京找了錢鐘書伯伯，同意改編，然後用一百天拍成了十集電視劇，父親看後很驚訝也很欣賞地說，“你如何知道我們那時的年輕人就是這個樣子的？”我也說不清。
在共和國的幼年度過我們的青年
我在上中學期間數理化莫名其妙得好，老師對我也很關注。就在高三快畢業的時候，忽然沒理由的就一心想考電影學院，家裏也沒有思想準備，父母也很驚訝，因為我平時挺拘謹的，不像搞文藝的人，我也從沒有表現出我對電影的喜歡。父親很理解我，我一邊哭一邊說，覺得天大的委屈總算是把心裏話說出來了，當時認為自己從不是這個領域的人，也沒有展示出藝術天分，要考電影學院，這件事是說不出口的。後來打聽到1957年電影學院導演係正好沒有招生計劃，再招要兩年以後了。那就等！
到1959年我考入電影學院，同學中也就我和郭寶昌後來獨立做導演拍片子，那時有熱情但盲目，這種盲目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慢慢走向成熟，所以我說我們在共和國的幼年時期度過我們的青年。而真正獨立的時候，卻都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了。
80年代對我們很好
到我們真正做導演的時候是在80年代，80年代對我們很好。我對很多同年齡的人說我們應該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有了一個80年代。其實我覺得只要有那麼一段時間，就足夠你充分發揮完成任務，那麼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可以結束了。
1985年之前的嘗試還不是很成熟，之後就是特別自覺的狀態了，時間很短，錯過了就沒了，抓住了你就肯定能留下一筆。像《城南舊事》出來絕對是革命性的，人和人的親情關係以及和環境的關係、還有對情感的態度，它把政治的東西放在一邊，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我指的不是樣式的問題，是電影觀念！
1964年走出學院，直到12年後才摸到攝影機，後來我跟了謝晉導演兩部戲，做《啊！搖籃》和《天雲山傳奇》的副導演，他對電影的感情之深是讓我們這輩年輕人非常佩服的，而且從不優柔寡斷，特灑脫。我獨立執導的第一部影片是《當代人》，那時沒有自己主動選劇本的，外廠想拍管上影借導演，結果徐桑楚老廠長讓我去，我那時還是副導演，拍完這部戲後就可以在上影拍戲了。因為電影是一個太龐大的合作體系，特別需要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要給你機會。
拍《人·鬼·情》時探詢的過程痛快淋漓
《人·鬼·情》公映後兩位女學者戴錦華和楊美惠到上海我的家裏來找我，和我聊創作經歷，後來也是她們撰文說到這部影片是中國迄今為止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女性電影”，我當時沒有這種強烈“主題先行”的意識。
但可以說這個探詢的過程很過癮，簡直是痛快淋漓。我也是邊拍邊清楚、邊感覺，影片拍完也特別清楚了，價值觀到底是以誰的需要來定？一定是有主流，也就是男權。我對此有了很清晰的看法，在拍攝實踐中感受到了。影片也很含蓄，我沒有強調什麼。
其中有一個細節大家都會記得，小秋蕓在刻苦練功時大汗淋漓倒在草垛上，一個光著身子的小男孩問“姐姐，你死了嗎？”那個細節是個神來之筆，本來想找一群大嫂來問，結果我跟副導演想找一個不穿短褲的小孩子，機器都架好了，找來幾個小孩子看看誰的“小雞雞”好看，拍的時候特好玩，誰都不知道要拍什麼，其實都是無意識的。
應該說這部戲有兩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一位是裴艷玲，也就是“鍾馗”的扮演者，她個人的經歷給我很大的啟發，她人很痛快，和我談她的生母生父和養父，一直到她的那位老師，最光輝的一筆是她12歲時被毛主席接見，當地的幹部也希望我們主要寫這一段，我覺得和我們要表達的沒關係，選擇不一樣。
裴艷玲是屬於那種做人做透了的女人，特別自我，放光的人。後來她和她的丈夫離婚了，和她當時的老師（姬麒麟飾）終於在一起了，我想象中她的“夢中情人”應該英俊逼人，結果看到的是一位小老頭。另一位對我影響大的是我先生鄭長符，他擅長畫戲劇人物，對戲曲非常熟悉，我對這個不懂，拍的時候先生在我身邊給我把關，各種各樣的臉譜都應該怎麼拍，包括最重要的鍾馗形象。他去年過世了，我很感謝他，也想念他。
口述/黃蜀芹（現年65歲，現居上海）
采寫/本報記者 張悅
■電影筆記
一次悲劇性別的突圍
假如說梅蘭芳把女人演透了，那麼裴艷玲就把男人演透了。更仿佛女人的柔只有男人最懂，而男人的剛也只有女人最愛。
表演是要給人看的，把表演的定義放寬，男人女人都是表演給對方看的，一旦看客變成其中一份子，那內裏的甘苦，也就隨之浩蕩了。黃蜀芹執導的《人·鬼·情》，可以從這方面去揣度。
後來陳凱歌的《霸王別姬》講的也有這個。
最早聽到裴艷玲的故事，是蔣子龍的那篇叫《長髮男兒》的紀實文學。再看黃蜀芹親自請裴艷玲亮相的這部《人·鬼·情》，已脫離了這篇傳奇的色香味，而變得越發深沉，和利於綿延了。當時，直到今天，評論界一直認為《人·鬼·情》是中國最具女性意識的一部電影，一個女人借助舞臺，借助男兒身，獲得身份的認同，性別的補充，更深刻的是，女性趨於夢幻特質的一面得到了極為深刻的延展。從某方面來講，它超越了東風壓倒西風式的女權論調，而呈現出一種直面困境又絕不沉淪的，更高尚更合理的女性立場。黃蜀芹也是靠這部電影，成為第四代女導演中的中堅力量。
一直都覺得中國女導演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說，放之世界影壇，都是相當難得的。就拿第四代女導演來說，除黃蜀芹外，王好為、陸小雅、張暖忻都是中國電影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更有趣的地方在於，她們並不特別熱衷靠自己的性別身份說話。黃蜀芹也是這樣，這之後的《畫魂》雖是講女畫家潘玉良的，但片子比較就事說事，沒有太多的說道。而黃蜀芹最早的《當代人》涉及的是企業改革；後來又拍了《青春萬歲》講的是上世紀50年代的女中學生；還有一部《童年的朋友》，我個人非常喜歡，戰爭時期孩子們略帶憂傷的友誼，非常動人。黃蜀芹甚至還拍過一部不倫不類的驚險電影，叫《超國界行動》；還有一部還算不錯的兒童電影《我也有爸爸》，那幾個身患絕症的孩子，實在是可愛得令人難忘。不難發現，這幾部影片不僅在質素上參差不齊，題材、樣式更有著幾分前言不搭後語的味道。也可以說，黃蜀芹對成為作者型導演興趣不大，也許她也有她的隱衷。
這樣看來，黃蜀芹就電影方面來說，比較追求個人風格的只有《人·鬼·情》，還可以加上一個《童年的朋友》。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她精品頻出，但還是覺得有些不明就裏的惋惜。黃蜀芹在電視劇方面的成就多少彌補了她在電影領域的不太完滿。首部電視劇《圍城》，成為中國名著改編最為成功的電視劇之一，並帶動了錢鐘書熱。那也是陣容最為豪華的一部電視劇，不說陳道明、英達和葛優，他們當時還沒有現在的聲名。最厲害的還得說是文化部長英若誠、上海電影局局長吳貽弓攜妻子張文蓉、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沙葉新、《小城之春》的編劇李天濟都紛紛加盟，挎刀客串。這種陣勢，以後怕是很難見到了。黃蜀芹執導的《孽債》也是海派電視劇中當之無愧的精品，當年也是全國熱播。這兩部電視劇一文化一市井，都彰顯了黃蜀芹對“人生”二字的深刻洞察和領悟。現在，很少見到黃蜀芹的影視作品，聽說她身體一直不太好。雖然這樣，有時仍免不了要硬起心腸期待黃蜀芹的下一部作品。□賽人
編輯：爾東
(2004-04-08 15:4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