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的《甜蜜的事業》（上）和2004年《手機》（下）的兩張劇照就可以看出，中國內地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喜劇片和當代的喜劇片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起碼在對男女關係的描寫這點上大相徑庭。
■八○初類型片走勢掃描
1985年之後戲曲片再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作品。 1981年的《白蛇傳》曾創造7億觀眾人次的奇跡。
1985年的《迷人的樂隊》見證了農村片最後的輝煌。1998年的《男婦女主任》可看作是農村片的“孑遺物種”。
1982年的《應聲阿哥》給小朋友們美好的回憶。上世紀90年代之後已經看不到有影響力的國產兒童片。
1980年的《戴手銬的旅客》：反特片的高潮來得太早。反特片消失，今天電視劇領域“進化”出了反特題材劇。
八零初的輕喜劇以“幫助落後者”進步為主題，比如1984年的《郵緣》。今天在中國內地流行的“馮氏喜劇”探討婚外戀等複雜內容。
南方網訊 八〇初“類型片”和西方類型片有什麼異同？它為何而興起又為何而衰敗？能給今天的中國電影人什麼啟發？
猛犸象、雷獸、披毛犀、劍齒虎……各種巨型的哺乳動物曾經在地球上遊蕩了50萬年，而在距今不到1萬年間集體滅絕了。這個古生物學的懸案，使人想起中國電影史上的一種現象。
在上世紀80年代初（包括70年代最後兩年），中國內地曾經盛行過多種多樣的類型片：喜劇片、農村片、戲曲片、兒童片、反特片……這些電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觀影高潮。而到了2005年，除了“張氏武俠”、“馮氏喜劇”這些勉強稱得上“類型”的類型片，以及少數恐怖片，中國內地電影已經很難找到能夠一眼區分出“類型”的作品。我們要問：中國內地的“類型片”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集體滅絕”的？
對於巨型哺乳動物的滅絕，有兩種學說：環境的變化以及更新銳的哺乳動物———人類的出現。而對於中國內地類型片的“集體滅絕”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市場環境的改變，以及更新銳的“第五代”電影人的興起。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探索中國內地“類型片”的興衰史，以及它對今天中國電影的意義。
■名詞辨析 此“類型”不是彼“類型”
實際上，我們在此考察的“類型片”並非在國際化背景下看到的西方意義上的“類型片”，這個詞只是一個有意無用的借用。
西方意義上的“類型片”是在商業電影發展過程中逐漸固定下來的，它有一種相對固定的模式，所屬的類型“告訴”觀眾可以期待在這部片子裏看到些什麼，這在無意間簡化了宣傳的難度，節省了交待影片背景的篇幅。
而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形成以類型電影為主體的生產機制，類型電影處於一種含混不清的狀態。新中國電影基本上按照“類型題材論”規劃影片的生產，比如工業題材、農業題材或戰爭題材等。它的精神內核不是商業宣傳，而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各種服務”的理念。
緣起：計劃經濟成就“類型片”
對照一下“十七年”時期與八零年代的類型片，比如戲曲電影《天仙配》與八零年代初上映的《白蛇傳》；比如名著改編片《祝福》與八零年代初的《阿Q正傳》；比如兒童片《紅孩子》、《祖國的花朵》與八零年代初的《泉水叮咚》，都可以看到黑白或彩色光影下一脈相承之處。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陳山認為，“我們看80年代初的類型片可以感受到‘十七年’（1949- 1966）電影精神很好地延續下來，但是這依舊是一種模糊的類型片意識。因為電視對電影的威脅還沒有到來，觀眾對於電影的饑渴，造就了許多票房奇跡，以及電影刊物的銷售奇跡。”
在“文革”前，各電影廠每年按照生產影片的數量核定流動資金數量，花多少國家給多少，生產出來的影片統一由全國惟一的中影公司收購，確保每部影片的法定利潤後，其餘利潤上繳國家。這種計劃經濟的方式在“文革”後被延續實行下來，在拍攝多少、拍攝什麼影片都由國家計劃規定、拍攝資金都由國家下撥的情況下，製片廠鬆口氣，產量增加，利潤上升，而發行放映業也享受政策優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它們之間似乎形成新的平衡。
當時出產“類型片”比較多樣的上影廠自有心得，老廠長徐桑楚曾回憶到“每年廠裏有一個題材、樣式的比例問題。我們把題材分成大、中、下、小三類，大題材作為重點片，每年比例大約四分之一。小題材是普通娛樂片，我們當時叫節目片。
另外特別要考慮的是每年題材的豐、平、欠問題，比如：今年沒有兒童片，明年就應該考慮補欠的問題；今年喜劇比較多，明年就應該多考慮驚險、科幻、音樂片，這樣可以保持題材、樣式的平衡。“
困難：電影生存環境發生劇變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電影環境陸續發生重大變化。1984年，錄像業開始起步，電視媒介中大量中外電視劇明顯地開始分流電影觀眾，從1984年-1985年僅僅一年，電影觀眾就減少了52億人次。
相應的電影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1984年，電影業被規定為企業性質，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並繳稅。1985年起，國家同意在一些地區對部分影片票價實行浮動，以緩和電影收入的下降趨勢。電影價格體制在經歷了35年一貫制（始終維持在50年代的0.2元- 0.3元人民幣）之後，終於在市場競爭的衝擊下出現初步鬆動。1986年1月，電影局從文化部劃歸廣播電影電視部領導。加強影視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劃是合併的初衷。1986年之後電影市場進一步萎縮，全國三分之一左右電影發行企業虧損。
在這種情況下，和統購統銷體制緊密聯絡的“類型片”明顯出現了萎縮的趨勢，而同時，第五代電影人的崛起也給了“類型片”重大的打擊。
終結者：第五代“反類型”革命
1984年開始《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等片的相繼出現，宣告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第五代”的誕生。陳山表示，“實際上‘第五代’剛出來是反電影和反類型的，好萊塢電影是他們反對的對象，歐洲前衛的藝術觀念注入到電影學院為主的‘學院派’導演當中，他們強調回到影像，關注自我意識，是‘影像本體論’、‘作者電影論’，而不是‘觀眾本體論’了，總跡象就是電影與觀眾的脫節，電影走到前面去了。但是這種‘高峰體驗’並沒有運用到常規電影或者說類型電影的實踐中去，讓總體水平提高。”
“第五代”的崛起迅速吸引了電影從業者的注意，致使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類型片”變成了“過時的”和“沒有吸引力”的。這種狀況從後來編寫的中國電影史中就可見一斑。比如在鍾大豐、舒曉鳴主編的《中國電影史》中，並沒有系統地介紹80年代初的“類型片”，一些創造票房奇跡的電影，比如《白蛇傳》、《咱們的牛百歲》都沒有提及，然而用了12頁的篇幅專門論述“第五代”的電影新潮。
反思：“草根精神”不應拋棄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代”電影吸引的更多是電影人，而非電影觀眾。“第五代”變革造就了電影美學的高峰卻逐漸遠離了觀眾和市場，但越來越多探索性質的“零拷貝”影片的出現，卻拋棄了觀眾，觀眾無緣相見的影片成為各大電影節的座上客，這種怪現狀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了。
回想起來，八零初“類型片”延續“十七年電影”敘事上的天衣無縫使得這些常規性的影片更容易為觀眾所接納，這是當代中國電影所缺少的，而更加缺少的是一種為觀眾著想的“草根精神”。1981年一部“農村片”《喜盈門》不無意外地創造了新中國電影的票房奇跡，而演職人員們“一手把鋤頭，一手寫劇本”的“草根精神”也的確同觀眾的心貼得緊密，造就了觀眾對於影片的高度認同。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展望：如今的“類型片”怎麼樣？
現在我們看到的“類型片”已同80年代初“題材類型片”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說存在著不同的氣質。陳山認為，“有四個不同之處比較明顯，首先，80年代初的‘類型片’基本上是走向改革，而如今的‘類型片’的目的是走向市場；那時的‘類型片’的導師是‘十七年電影’，現在導師是好萊塢電影以及香港電影；另外，那時的‘類型片’劃分不清晰，嚴格說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類型片，比如：農村片、生活片；現在的‘類型片’是國際化統一的稱呼，比如；恐怖片、動作片等全球化意義上的；還有比較關鍵的一點是，以前的‘類型片’沒有明星制與其相輔相成，而且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而如今的‘類型片’是在開放市場化的競爭中，並且強調了明星的作用。”
如今，中國電影人面對空前的挑戰。在這個時候，回望一下八零初創造過輝煌的“類型片”，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本版采寫張悅 劉錚
編輯：爾東
(2004-04-08 15:4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