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1987年張藝謀執導《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標誌“第五代”導演創作轉型
1983年底，步出北京電影學院不久的張藝謀作為攝影師，與同學張軍釗、何群、肖風拍出了《一個和八個》，宣告中國電影“第五代”的誕生。隨後，他與陳凱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黃土地》，此後二人再度合作《大閱兵》，在中國電影界掀起一股衝擊波。1988年，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為中國人捧回了第一個金熊獎，正式開始了其輝煌的導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間，張藝謀完成了從攝影、表演到導演的大跨步躍進，在中國電影界創造了一個近乎神話般的現實。《紅高粱》的成功還使得“第五代”導演前期創作中遭遇的現實困境獲得了暫時的解脫。然而也就是從這部影片開始，“第五代”導演創作群體向著不同的方向分散發展。
1987年，《紅高粱》是張藝謀和鞏俐的第一次合作，這對中國影壇的黃金搭檔就是從此開始了他們輝煌的電影道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宣告了合作的終止。此後，張藝謀獨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之後，接受了電影研究學者羅雪瑩女士的採訪，這可能是張藝謀本人闡述關於《紅高粱》的最鮮活的原始資料，這份採訪張藝謀的口述資料，1993年收至羅雪瑩著《向你敞開心扉———影壇名人訪談錄》一書，以下內容選自本書。
關於高粱地：“滿眼睛都是活脫脫的生靈”
要問我拍《紅高粱》有什麼想法，為什麼那麼喜歡這個題材，我得先談談攝製組在山東種那百十畝高粱的事兒。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裏轉，給高粱除草澆水。高粱這東西天性喜水，一場雨下過了，你就在地裏聽，四週圍全是亂七八糟的動靜，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裏哼哼著，渾身的骨節全發脆響，眼瞅著一節一節往上躥。人淹在高粱棵子裏，直覺得仿佛置身於一個生育大廣場，滿世界都是綠，滿耳朵都是響，滿眼睛都是活脫脫的生靈。我當初看莫言的小說，就跟在這高粱地裏的感覺一樣，覺著小說裏的這片高粱地，這些神事兒，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
關於《紅高粱》：“所有顏色中，我最喜歡大紅”
《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顛轎”和“祭酒神”全是山東早年的習俗。可具體到轎子怎麼個顛法，高粱酒怎麼個造法，不但莫言沒有見過，就連一些上了歲數的人也只是“聽說過這麼一檔子事兒”。
我們無從考證當地的燒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風俗，但我們喝過山東的高粱酒，稱得上悲壯暴烈。影片拍攝之初，我就對攝製組同志講，咱這部戲有三個主角，天生一個奇女子，天生一個偉丈夫，加上一塊高粱地。莫言小說裏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我們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爺不知從哪年起，讓這青殺口長出了百十畝野高粱，沒人種也沒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間一精靈。
在所有顏色中，我最喜歡如火似血的大紅。而面對惡勢力對於生命的踐踏，生命終於以最原始、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了，哪怕看起來無濟於事。由此延伸開去，不也是對於現實社會的一種發言嗎？
關於風格：“我看重電影給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認《紅高粱》是個雜種，屬於野路子，藝無定規、技無定法，電影怎麼拍都有它的道理。對於自己的創作，我也不想限于一個固定的模式，評論界也不要對我們第五代只寄予一種期望。
一位西方導演曾經問我喜歡哪些外國導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歡斯皮爾伯格。”記者奇怪說“第五代導演多喜歡法斯賓德、費裏尼、安東尼奧尼等等，為什麼你偏和他們不同？”其實，我既喜歡黑澤明的悲壯，也喜歡伯格曼的深沉，同時也喜歡斯皮爾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電影撒開了整，把全世界的觀眾弄得神魂顛倒，這就是本事！電影是一次過的藝術，《紅高粱》也是只準備讓觀眾看一遍的電影，我特別看重的，是電影給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輕人看了《紅高粱》之後對我說，他們感到“特痛快”，“心裏撲騰撲騰的”，我覺得這就達到了創作的目的。
關於獲獎：“激動得一夜沒睡”
《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大獎，是中國電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後，我激動得一夜沒睡。首先想到柏林電影節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一個人頭上。我當時的感覺是，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們兒以及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我的朋友，他們聽到這消息後該會多高興！
去年春天籌拍《紅高粱》時，小說作者莫言正受非議；電影界也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裏就歌頌土匪抗日，這個本子又是寫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劇本還沒被上面通過的情況下，吳天明暗地批准我們先種下百十畝高粱，沒點膽識辦得到嗎？
關於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廠時，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名攝影幹事。能進電影學院攝影係讀書，對我來講簡直是一步登天。爾後又做演員，當導演，這是我過去想也不敢想的事。這種機會，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運者。
記得拍《黃土地》的時候，有一回我們坐在黃土高原上等天氣。瞅著頭上那片藍天，凱歌說：“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我這個人內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隨和，但內心卻極不安分，有一種潛在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說心裏話，我從來沒有由衷地拜倒在過什麼人的腳下。即使是世界級大師，也沒有真正服氣過。對於幹得比我強的人，我從沒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讚佩之後，心裏總鉚著一股勁兒，一定要拼命超過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許我會因此而累死，但這種心勁兒是無法改變的。我想試一下，如果一個人殫精竭慮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
整理：本報記者 張悅
■大事記
張藝謀
●1951年出生，陜西西安人。
●1968年初中畢業後在陜西乾縣農村插隊勞動，後在陜西咸陽國棉八廠當工人。
●1978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學習。
●1982年畢業後任廣西電影製片廠攝影師。
●1984年擔任《黃土地》的攝影。
●1987年主演影片《老井》。
●1987年導演《紅高粱》，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
●1990年導演影片《菊豆》。
●1991年導演《大紅燈籠高高挂》，獲第4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銀獅獎。
●1992年導演《秋菊打官司》，獲意大利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
●1998年導演《一個都不能少》。
●1999年導演《我的父親母親》。
●2000年導演《幸福時光》。
●2002年導演影片《英雄》。
●2004年導演《十面埋伏》。
●2004年導演《千里走單騎》。
■電影筆記
張藝謀種出啥高粱
北太平莊三環路的南邊，這會兒有個太古城菜館，做的是杭州菜。我來太古城吃飯常要告訴朋友：這裡原來是電影洗印廠禮堂，1988年張藝謀從柏林電影節載譽歸來，回學校放映《紅高粱》就在這裡，我們看過以後掌聲很響亮。記得張藝謀導演那天穿著軍大衣。
張藝謀的天才在於他強大的形式營造能力，他具有在規定題材和主題中進行強力創造從而實現自我表現的能力。然而，在《紅高粱》中，張藝謀把形式的極度張揚和個性的極度勃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就講故事而言，《紅高粱》是第五代電影走向較為規範的敘事和尋求大眾認同模式的開始。
更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是影片對人的理解和展示。以《紅高粱》為始作俑者，中國大陸電影中第一次出現了有自我的人，出現了有慾望，敢想敢幹的人，這是用狂草揮灑的人，是大寫的人。中國大陸電影中的男人第一次有性慾是在《紅高粱》中，頭一次有性感的女性形象也是在《紅高粱》中。“我奶奶”和“我爺爺”這兩個形象的性感對中國和外國的觀眾都是一眼可見的，很有些視覺吸引力和性格魅力。
影片中的思想認識顯然有那個年代思想啟蒙、觀念突進的靈感啟示。《紅高粱》表現了個體在發散自己能量、實現自己慾望時的力量，將人的非常本能的衝動予以承認，給了相當的合理地位。
同時，影片也顯露出主人公所崇尚的那種無規則競爭、暴力奪取的可怕心態。在《紅高粱》中，要想得到女人不是靠送玫瑰花或者唱小夜曲，而是到高粱地裏去殺人搶奪，要想造出好酒不是搞科研，找好水，做出好曲子，而是靠耍流氓胡亂在酒缸裏撒尿。這正是我們社會中個體覺醒以後真實狀況的寫照：由於缺乏外部邊界、缺乏遊戲規則，我們的個體在覺醒以後立刻產生了巨大的殘缺，我爺爺的憤怒和撒野是當時和今天我們心理疾病的典型徵候。
中國電影的弒父/殺大哥情結是從這部片子開始才有了表現，看過強盜片的人都知道，強盜片的規律是不想殺老大的黑道弟兄不是一個好黑道弟兄。與大哥爭女人，此前第五代的片子裏是沒這個的。在我腦子裏，大約姜文說的兩句臺詞就可以概括《紅高粱》的精氣神：“李大頭怎麼了，他活著的時候我也不怕他。”“後來我就舒坦了。”《紅高粱》裏頭有個性無規則、非理性的張揚，但我對其中的人物好歹是有擔心卻也覺得可愛，覺得影片有誇張，可也感受到真實可信的力度。誰知道，十八年之後，我看到的卻是人性中多種慾望被規定、剪裁以後的釋放，人的遊戲本能被指定在惟一的舞臺上硬做狂歡，聽上去的高聲喧嘩卻只許整齊地合唱那娃哈哈兒童營養乳液的的廣告詞。
再看看張導演的作品，當年是不怕李大頭在高粱地裏放膽高歌和跳躍奔騰，到今天卻給我們看那李連杰舞劍，意在護秦公，那劍客自己在我眼中卻只是一個被閹割的秦公公。“我爺爺”撲向土匪的鋼刀早已變成了《十面埋伏》中軟軟地擊打鼓面、靠錄音師用聲音打出空炮的紅綢子。於是，我多少生出幾分悲哀和絕望。
□郝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拍攝背景
湊上四萬塊，種片高粱地
吳天明（原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
在《老井》攝製組，張藝謀看到了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並與同住一室的副導演楊鳳良、場記周友朝構思到“激動得睡不著覺，邊喝酒邊侃到天亮”。吳天明回憶：“據說藝謀要拍《紅高粱》曾經跟好幾個廠聯絡過，就在《老井》做後期的時候，他正式提出想要獨立拍片。當時已經是1986年的年底，廣西廠對他拍片沒有限制，但是按照正規的渠道，應該是劇本先送到文學部審批，文學部提意見、修改通過後，送到廠委會進行審批，最後拿到生產令才准許開拍，一般都要4個月左右的時間。如果還要修改劇本，然後等送審通過就不知何年何月了，節令不等人，再晚就來不及種高粱了，當時張藝謀確實挺著急的。還沒有生產令廠裏是不能拿出資金給一個劇組的，我找到了廠裏的副業部門，把照明、美工組的主任叫來跟他們湊了4萬塊錢，我知道這筆錢是收不回來的，讓藝謀他們先到山東高密種高粱，出了問題我扛著，先種上再說。”張藝謀後來多次提到對親自澆水、除草的高粱地的深厚感情，看著高粱長大也是對他創作靈感的激發。
“說用心血澆灌的，一點不為過，”吳天明表示，“影片出來後，我才知道是這個樣子，我覺得對張藝謀來說也是激情的釋放，這裡面很明顯地看到他心裏頭的渴望以及一種解放。以前他都是‘委屈’地活著，他讓我們看到了他所渴望的痛快淋漓的活法。所以在《紅高粱》後期剪接時，他和副導演扯著嗓子吼歌，把嗓子都喊破了，我當時還開玩笑說怎麼唱歌跟驢叫差不多。其實是無顧忌的宣泄。”談到當時《紅高粱》獲獎時的情況，吳天明回憶：“1988年2月22日夜裏我們知道《紅高粱》在西柏林電影節獲大獎的消息，是北京的長途電話打到西影的，一幫人知道後從被窩裏爬起來聚到我們家，一個勁兒喝酒，用拳頭把肩膀捶得生疼。”
高粱地一幕戲告訴世界，中國人也有性衝動。
從此大家都知道了一個叫姜文的男人。
■選角經過
鞏俐對史可，還是鞏俐合適
楊鳳良（《紅高粱》劇組副導演）
楊鳳良導演當時在《紅高粱》劇組任副導演，他披露了當時尋找演員的過程：“當年鞏俐還在中戲表演係讀二年級，也就22歲。‘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尋找的過程也比較費腦筋，找了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正準備回去的時候，北影導演李文化的女兒、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係讀書的李彤說：鞏俐演這個角色肯定合適。和鞏俐見面談了不到10分鐘，她當時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張藝謀曾談到他第一次與鞏俐見面時的情形：“第一印像是清秀、聰明。當時她穿著一件寬大的衣服試鏡，與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經過進一步接觸，發現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純，不是那種看起來很潑辣的樣子。外表不張揚、誇張，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傳達出來。”楊鳳良稱：“《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沒有所謂的炒作，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那時他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可以算是很有經驗的演員，我們知道他演過，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的‘我爺爺’。當時的想法極其簡單，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沒有顧忌，乾淨得一塌糊塗，包括那時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現在再也找不回來了。”
■參賽幕後
《孩子王》出，《紅高粱》入
余玉熙（原柏林電影節中國選片人）
中國與柏林電影節的緣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廠的《燕歸來》有幸代表中國入圍參賽。在1988年之前，中國影片《鄉情》、《血，總是熱的》、《雅馬哈魚檔》、《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參加柏林電影節，當時評委與電影節觀眾普遍認為：中國電影政治色彩重。
現任新畫面影業公司總經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電影節授權的首位中國選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國歌德學院進修，在柏林結識了柏林電影節的前主席哈德爾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爾主席對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中國的熱愛也是對中國電影的信任，然而這種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實現。余女士介紹，1987年底電影局已經確定《孩子王》參賽柏林，哈德爾主席非常欣賞這部影片，但後來陳凱歌自己主動放棄去柏林電影節，選擇送到戛納參賽。“對於這個事情，哈德爾主席對我頗有責難。”余玉熙介紹了《紅高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經過：“當時已經進入12月，柏林電影節的報名工作其實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們向全國各電影廠緊急求援，西影廠的楊鳳良導演向我推薦了張藝謀剛剛完成的《紅高粱》。當時我還不認識張藝謀，就讓他趕緊給我寄報名資料及照片。時間已經相當緊張，那時《紅高粱》還沒有在國內公映。我們很快準備了拷貝送到柏林，聖誕節假期後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別喜歡，激動地說：”這正是柏林電影節要的片子！‘“1988年，張藝謀到柏林參賽，同去柏林的還有黃健中導演和他的片子《一個生者對死者的訪問》，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結果那年《紅高粱》轟動柏林，讓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沒有看到過的中國電影。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張悅
■改編故事
我曾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
莫言（小說原作者，編劇）
改編我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裏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
當時國家有規定，小說的電影改編費是800元錢。我一開頭不想參加改編，但張藝謀希望我參加編劇，因為牽扯到一些民俗啊之類的東西。編劇是三個人，一個是陳劍雨，一個是朱偉，還有就是我。稿子是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執筆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張藝謀把他的定稿拿給我看，定稿跟我們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我當時看了覺得很驚訝。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後來，我明白了，電影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比如“顛轎”一場戲，劇本裏幾句話，在電影裏，就“顛”了5分鐘。
張藝謀發電報：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間，張藝謀給我發來一封電報，希望我能回高密幫他們找找縣裏的領導，獲取幫助，說是高粱長勢不行。說實話，當初他們把外景地選在高密，我就持反對態度。
一是，高密東北鄉現在已經變化很大，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第二，我在小說中早就寫過：高密東北鄉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這些年，隨著商品經濟勢不可擋地侵入農村經濟生活，原先那種淳樸敦厚、講義氣、講豪氣的祖先風度都如用舊了的銅錢，去了輝煌的古銅色，添了斑斑點點的綠銹。
一切都要錢，你們有多少錢？但張藝謀堅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個副導演楊鳳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簽了合同，種了兩塊高粱。
我接到張藝謀的電報就回去了，到了孫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拃。葉子都打著卷，葉子莖上密布著一層蚜蟲，連蚜蟲都曬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見到了張藝謀，他說他們找到了縣委負責同志，批了5噸化肥。縣裏領導還把種了高粱的鄉領導召到縣委開了會，要他們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我被縣委領導的開明之舉感動了。
曾經懷疑片子會砸在鞏俐手上
快開拍的時候，我想把劇組的全體成員請到我家裏去。當時不叫《紅高粱》劇組，叫《九九青殺口》劇組，當我把消息告訴家裏人時，他們都很興奮。我父親則不聲不響地扛著鋤頭下了地。父親一直勸我謹慎，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我也儘量這樣做。一大早，我母親、我嬸嬸忙著搟餅，我媳婦忙著上集採購。大約十點鐘，一輛涂著若干大字的麵包車停在我家打麥場上，從車上下來了張藝謀、副導演楊鳳良、“爺爺”姜文、“奶奶”鞏俐、攝影師顧長衛等。
說實話，我一開始對鞏俐的印象一般。她當時在高密縣招待所的大院裏挑著木桶來回轉圈，身上穿著不倫不類的服裝，臉上凝著憂慮重重的表情。
我感覺離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鮮艷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裏。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
這個電影拍出來後，我看樣片，確實感到一種震撼，它完全給人一種嶄新的視覺形象。應該說，在視覺上、色彩運用上，營造出這麼強烈氛圍的，《紅高粱》是新中國電影第一部。
電影的影響確實比小說大得多，小說寫完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但當1988年春節過後，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電影確實是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根據山東《大眾日報》採訪整理）
編輯：爾東
(2004-04-08 15:4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