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1988年台灣拍攝苦情戲《媽媽再愛我一次》，兩年後在內地空前轟動
應該說從上世紀80年代走來的觀眾，大抵都還記得記憶裏的那一次集體揮淚———《媽媽再愛我一次》。幾乎每個從電影院裏走出來的人，手裏都攥著哭濕的手帕。一部台灣苦情戲在內地獲得如此之廣的共鳴，這是當時發行這部影片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想到的。或許是因為母愛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題材，或許是因為那個時代還不像現在這樣喧囂，或許是因為它給了善良的人們一個宣泄感情的端口。本報記者採訪到了當時參與發行和宣傳《媽媽再愛我一次》的工作人員，他們的講述或許能把我們帶回到那個純真的年代。
《媽媽再愛我一次》在許多人的記憶裏都是一枚重量級的催淚彈。
請帶手絹進場
那個年代的台灣片不如香港片火，我們當時在試印《媽媽再愛我一次》這個片子的拷貝時還有點猶豫。
一般來說，我們試印拷貝不多，但因為這個片子在台灣片中算比較好的，我們內部人員看了之後都很感動，但不知道能不能讓觀眾感動，結果洗印了130個左右的拷貝，還覺得這個數目太大膽了。當時河南、江蘇、浙江、遼寧、湖北、福建、四川等幾個大的省份是拷貝需求量比較大的大戶，我們還想，萬一人家沒有定購那麼多，我們就多給它們一些。沒有想到的是，觀眾反應特別強烈。《媽媽再愛我一次》是那幾年中拷貝洗得最多的一部電影，素材帶都被洗爛了。一般來說，每個拷貝放映300場就要報廢，但當時有的拷貝連續放映500場的都有，有的因為放映次數太多，開頭和結尾都沒有了，還在放映。
這個電影不屬於教育部推薦的影片，但是很多老師主動帶學生去看，它比任何教材都有用。實際上，當時我們對影片進行包裝的觀念不是很強，因為市場反饋回來的信息說觀眾都哭成一片，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都哭，所以我們後來就給這個影片加了一個宣傳口號：“請帶著手絹進場”。
預洗拷貝對片子很有利，當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每個片子都發行試映拷貝，宣傳是跟著發行走的。但1985年我們進中影公司的時候，領導就對我們說你們要把自己定位為商人，我們聽了之後覺得特別怪異。但大家都很敬業，我們發行科的人都非常熟悉市場。記得當時我們都整天忙著接電話下訂單。那時洗印拷貝不像現在的條件，工作人員三班倒，調色配色還需要人工參與，尤其是剪片特別麻煩。但當時我們因為感覺到市場的反應很強烈，所以預先洗印了許多拷貝，這樣就把發送拷貝的時間差縮小了，對於這個片子特別有利。譬如，我們發現江蘇、上海要增加拷貝，那麼我們可以猜測到那些平常與它們需求量差不多的河南、湖北、廣東可能要加洗，接到訂單之後就可以直接發過去，這種快速的反應是以前沒有過的。
口述：錢月明（中影進口影片發行一公司發行處工作人員，曾參與《媽媽再愛我一次》的發行）
煽的不是愛情是親情
1990年6月左右，《媽媽再愛我一次》開始在全國試映，首先是在武漢熱起來，然後是上海，在全國鋪開放映是在9月份。到1990年底的時候，我們發行了397個拷貝，觀眾達到了2億多人，票房上億元———當時的電影票價有1元到3元的，也有三五毛錢的。這個電影在當年是越演越好，創造了一個奇跡。
這部片子成功的原因在於它特別煽情。“小強”和“母親”的扮演者都不是很美，煽的也不是愛情而是親情，電影也敘事平淡沒有任何花裏胡哨，但它符合當時中國人的心理需求。因為在它之前觀眾看了太多動作片，需要調劑一下口味，這種倫理悲情劇剛好滿足了觀眾的需要。其實我們發行部門和宣傳部門都沒有把這部小製作的電影當回事，它完全是靠觀眾的口碑來宣傳的，另外，它的主題曲在片中出現了四五次，街上小孩都會唱，這也是間接地為這個電影做了宣傳，觀眾們都知道看這部電影要帶手絹進場，不僅花錢買票，還哭個痛快。
口述：翁立（中影放映發行公司副總經理，曾參與《媽媽再愛我一次》的宣傳）
采寫/本報記者劉晉鋒
■背景
沒得到台灣觀眾的重視
《媽媽再愛我一次》是台灣獨立製片富祥公司于1988年攝製的低成本倫理悲劇片，故事改編自台灣民間故事《瘋女十八年》，由陳朱輝與柳松柏編劇，陳朱煌導演，楊貴媚、李小飛、謝小魚主演。它是臺、港通俗影視產品中最典型的家庭倫理大悲劇。《媽媽再愛我一次》在台灣公映時，並沒有得到台灣觀眾的重視，映了幾天便靜悄悄下片了，在海外市場更連公映的機會都沒有。不料在兩年之後，《媽媽再愛我一次》竟在內地造成了空前的轟動。
■花絮
“全中國最知名的媽媽”
談起《媽媽再愛我一次》中那個經典的“年輕媽媽”角色，楊貴媚曾經回憶說：“當時我才十八九歲，就讓我演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幸好有我媽媽在背後當軍師。最後電影拍出來後，我媽媽帶頭感動得直掉眼淚，直誇我體會到當母親的真髓了。”演完《媽媽再愛我一次》後，楊貴媚在內地擁有了極高的支持度———她去打車，司機不肯收錢；她去住店，服務生搶著要幫她買單。至今還有太多的觀眾對她這位“全中國最知名的媽媽”唸唸不忘。整理劉晉鋒
■學者視點
兩地觀眾在心態和情結上比較接近
《媽媽再愛我一次》的轟動在上世紀80年代幾乎不僅僅是一部電影的成功，更反映出當時的文化現象。就此問題記者採訪了北京電影學院陳山教授，請他來剖析一下影片成功的原因和影響。
陳山表示，80年代末期是內地的商業片高峰時期，都把港臺作為自己借鑒的對象。台灣動作片不發達，但它的悲情片符合中國人的心態，代表了內地觀眾的觀影情結。拍攝《媽媽再愛我一次》的時候，台灣文化已經在轉型了，正在批判瓊瑤電影，而侯孝賢、楊德昌等人處在上升階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內地正在涌動商業化的大潮，《媽媽再愛我一次》其實也是當時的中影集團一次市場化的探測。
《媽媽再愛我一次》之後，相類似的悲情題材都引起了轟動，這暗示了中國內地的觀眾和台灣觀眾在心態和情結上比較接近，它們的成功也提醒了我們要往市場化的方向運作電影就要考慮觀眾，尤其是中國人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不要以為動作片是解決市場化問題的惟一齣路。
采寫/本報記者劉晉鋒
■電影筆記
把哭泣變成一場狂歡
我小時候生活的縣城，不是現在的樣子，是個小小的小地方，小到什麼程度？就是從城東走到城西，穿10英寸的高跟鞋也不會走到斷腳，倒是因為熟人太多，打招呼打到手軟，嘴皮說到發麻。
縣城不大，卻有城南城北兩家電影院，影院門口的開闊地裏，有各種各樣的小吃。一般都是晚飯、聊天、電影一條龍，一碗餛飩加上個荷包蛋，一把羊肉串，再來倆燒餅。都是熟人，坐在一起聊聊馬上要看的電影，一場浮世繪，充滿生的熱鬧。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看《媽媽再愛我一次》，熟人們碰頭一邊交流著如何感動怎樣流淚，一邊張揚著自己看到了第幾遍———連一向自詡爺們的粗漢子也不再為落淚難堪———一場電影，可以讓大家在開始前歡欣鼓舞，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喋喋不休著自己看上一場時哭濕了幾塊手絹；也可以在散場後讓男女老幼滾著淚珠露出笑容，說“看了第五遍，還是那麼感動”———這種可以任人炫耀哭泣的功力和氾濫善良的立場的電影，在我26年的有限時光裏，除了《媽媽再愛我一次》，再未經歷過。儘管《泰坦尼克號》也颳起過“濕巾”狂潮，但基本集中在女人的陣營，即使這樣，還要在燈光透亮前偷偷擦掉眼淚，畢竟，為愛情的哀傷遠不如為親情的感動那麼容易被欣賞。
隔著十多年，把電影翻出來再看，當年在哪一個鏡頭前開始落淚都還記得很清楚，只是現在會提前笑著說，“嗯，該哭了！”特別是一想到這個電影裏的小強搞不好就是周星馳後來在《唐伯虎點秋香》裏的“小強”，幾乎是在淚中把自己笑成了一朵菊花。對於我這種“淚點”比較低的人，報紙上隨便哪一條傷人害命的新聞都會讓我淚如雨下，這樣的眼淚當不得真———只是去哭泣，而不進行思考，不過是人類本能的情感釋放，談不上現實主義或批判主義的光芒。但所謂的苦情戲，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氣氛，一種把哭泣變成狂歡的氣氛。
所以，與其說《媽媽再愛我一次》是一部電影，不如說它是一枚催淚彈，為那個年月的集體想望哀愁的人準備的一枚催淚彈，一枚令人快樂的催淚彈。
這種類似的感受我開始因為看《超級女聲》而再次獲得，那麼熱愛“超女”，並不為她們的“想唱就唱”，而是那些每週可以在電視上出現的小女生們，成了自己和周圍人集體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談論，可以思念，可以嚮往———這樣的娛樂，不需要意義，只要瘋狂。□瑪法達
編輯：爾東
(2004-04-08 15:4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