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鹹”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禾農）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倣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倣唐、宋，亦不必摹倣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雲：“于鑠國會，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為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為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中添兒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雲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
萬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倣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嘆。若能灑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鏈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鵑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纍纍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馬肅）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淩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麼弦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麼弦”，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
“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饣豆）（饣丁）獺祭，古人早懸為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滿紙‘舊雨’、‘虛懷’、‘治頭治腳’、‘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聾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詞壇’、‘退避三舍’、‘無病呻吟’、‘滔天’、‘利器’、‘鐵證’……皆典也。試盡抉而去之，代以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字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易他詞，雖加倍蓰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此論極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為廣狹二義，分論之如下：
（一）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謂為用典也。上文所舉例中之“治頭治腳”、“洪水猛獸”、“發聾振聵”，……皆此類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若能切當，固無古今之別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之類，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語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為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為用典也。如老杜詩云，“未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詩云，“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詩云，“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雲：“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此亦非用典也。吾嘗有句雲，“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又雲，“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語未必是。”此乃引語，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為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吾所謂用“典”者，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謂“用典”。上所述廣義之典，除戊條外，皆為取譬比方之辭。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狹義之用典，則全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別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客中無書不能多舉其例，但雜舉一二，以實吾言：
（1）東坡所藏“仇池石”，王晉卿以詩借觀，意在於奪。東坡不敢不借，先以詩寄之，有句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此用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東坡又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
（3）吾十年前嘗有“讀‘十字軍英雄記’”一詩云：“豈有豈有鴆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趙主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以兩典包盡全書，當時頗沾沾自喜，其實此種詩，盡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華僑誄陳英士文有“未懸太白，先壞長城。世無鈕霓，乃戕趙卿”四句，余極喜之。所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國維咏史詩，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沉，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謂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處，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惟為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為稱代耳。用典之弊，在於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為主，使讀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轉忘其所為設譬之事物，則為拙矣。古人雖作百韻長詩，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與白香山“悟真寺詩”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長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嘗見一詩八十四韻，而用典至百餘事，宜其不能工也。
（醜）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懶惰之人，不知造詞，故以此為躲懶藏拙之計。惟其不能造詞，故亦不能用典也。總計拙典亦有數類：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今取王漁洋“秋柳”一章證之：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幹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此詩中所用諸典無不可作幾樣說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後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語），是其例也。今人言“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而曰“西接（木巳）天傾”是也。
（5）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如古人灞橋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種特別土風。陽關、渭城亦皆實有所指。今之懶人不能狀別離之情，於是雖身在滇越，亦言灞橋；雖不解陽關、渭城為何物，亦皆言“陽關三疊”，“渭城離歌”。又如張翰因秋風起而思故鄉之（艸專）羹鱸膾，今則雖非吳人，不知（艸專）鱸為何味者，亦皆自稱有“（艸專）鱸之思”。此則不僅懶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種種，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說也。
七曰，不講對仗
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間有駢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三排句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者也。至於後世文學末流，言之無物，乃以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當枉廢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兩者，亦但當視為文學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看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人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交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Luth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此“斷言”乃自作者言之，贊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鑠國會，遵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結論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遠在異國，既無讀書之暇晷，又不得就國中先生長者質疑問難，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然此八事皆文學上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為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原載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號）（編輯：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