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役，兵破國削，朝野惟外國之堅甲利兵是羨，獨康門諸賢，洞察積弱之原，為貴古賤今之政制、學風所致，以時務知新主義，號召國中。尊古守舊者，覺不與其舊式思想、舊式生活狀態相容，遂群起譁然非之，詈為離經畔道，名教罪人。湖南葉德輝所著“翼教叢篇”，當時反康派言論之代表也。吾輩後生小子，憤不能平，恒于廣座為康先生辨護，鄉里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戊戌庚子之際，社會之視康黨為異端，為匪徒也，（其時張勳等心目中之康有為，必較今日之唐紹儀尤為仇惡也。）與辛亥前之視革命黨相等。張之洞之“勸學篇”，即為康黨而發也。張氏亦只知歆羨堅甲利兵之一人，而于西洋文明大原之自由、平等、民權諸說，反復申駁，謂持此說者為“自墮污泥”（“勸學篇”中語），意在指斥康、梁，而以息邪說正人心之韓愈、孟軻自命也。未開化時代之人物之思想，今日思之，抑何可笑，一至於斯！
不圖當日所謂離經畔道之名教罪人康有為，今亦變而與夫未開化時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其或自以為韓愈、孟軻，他人讀其文章，竟可雜諸“翼教叢篇”、“勸學篇”中，而莫辨真偽。康先生欲為韓愈、孟軻乎？然此榮譽當讓諸當代衛道功臣葉德輝先生。葉先生見道甚早，今猶日夜太息，痛恨邪說之興，興于康有為，而莫可息；人心之壞，壞于康有為，而莫可正；居恒欲手刃其人，以為畔道離經者戒。康先生聞之，能勿汗流浹背沾衣耶？
或謂“葉、康皆聖人之徒，能予人以自新；康既悔過自首，葉必嘉其今是而赦其昨非”。此說然否，吾無所容心焉。蓋康先生今日應否悔過尊從孔教問題，乃其個人信仰之自由，吾人可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吾人所欲議論者，乃律以現代生活狀態，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從之價值是也。
自古聖哲之立說，宗教屬出世法，其根本教義，不易隨世間差別相而變遷，故其支配人心也較久。其他世法諸宗，則不得不以社會組織、生活狀態之變遷為興廢。一種學說，可產生一種社會；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其變遷愈複雜而期間愈速者，其進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獨尊一說，以為空間上人人必由之道，時間上萬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論上決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實上惟于較長期間不進化之社會見之耳。若夫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恒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為變遷。故歐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為其古代聖人亞裏斯多德所拘囚，且並不為其近代聖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狀態有異於前也。
即以不進化之社會言之，其間亦不無微變。例如吾輩不滿于康先生，而康先生曾亦不滿于張之洞與李鴻章，而張之洞、李鴻章亦曾不滿于清廷反對鐵路與海軍之諸頑固也。宇宙間精神物質，無時不在變遷即進化之途，道德彝倫，又焉能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史例具在，不可謂誣。此亦可以阿斯特瓦爾特之說證之：一種學說，一種生活狀態，用之既久，其精力低行至於水平，非舉其機械改善而更新之，未有不失其效力也。此“道與世更”之原理，非稽之古今中外而莫能破者乎？
試更以演繹之法，推論孔子之道，實證其適用於現代與否，其斷論可得而知之矣。康先生前致總統總理書，以孔教與婆、佛、耶、回並論，且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是明明以孔教為宗教之教，而欲尊為國教矣。今觀其與教育范總長書（見“國是報”），乃曰：“孔子之經，與佛、耶之經有異。佛經皆出世清凈之談，耶經只尊天養魂之說，其於人道舉動雲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多不涉及，故學校之不讀經無損也。若孔子之經，則於人身之舉動雲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無不纖悉周匝，故讀其經者，則於人倫日用，舉動雲為，家國天下，皆有德有禮，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為人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若不讀經，則於人之一身，舉動雲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是又明明不以孔教為出世養魂之宗教，而謂為人倫日用之世法矣。
余以康先生此說誠得儒教之真，不似前之宗教說厚誣孔子也。惟是依道與世更之原理，世法道德必隨社會之變遷為興廢，反不若出世遠人之宗教，不隨人事變遷之較垂久遠。（康先生與范書，極稱西洋尊教誦經之盛，不知正以其為出世遠人之宗教則爾也，今亦已稍稍殺矣。）康先生意在尊孔以為日用人倫之道，必較宗教之迂遠，足以動國人之信心，而不知效果將適得其反。蓋孔教不適現代日用生活之缺點，因此完全暴露，較以孔教為宗教者尤為失敗也。
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于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搖動；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父兄畜其子弟，（父兄養成年之子弟，傷為父兄者之財產也小，傷為子弟者之獨立人格及經濟能力也大。儒教慈、孝、悌並稱，當然終身相養而不以為怪異。）子弟養其父兄。（人類有相愛互助之誼，何獨忍情于父兄？況養親報恩，乃情理之常。惟以倫理見解，不論父兄之善惡，子弟之貧富，一概強以孝養之義務不可也。）“坊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此甚非個人獨立之道也。康先生與范書，引“鰥寡孤獨有所養，”“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等語，謂為個人獨立之義，孔子早已有之。此言真如夢囈！夫不欲人我相加，雖為群己間平等自由之精義，然有孝悌之說以相消，則自由平等只用之社會，而不能行之於家庭。人格之個人獨立既不完全，財產之個人獨立更不相涉。鰥、寡、孤、獨有所養之說，適與個人獨立之義相違。西洋個人獨立主義，乃兼倫理、經濟二者而言，尤以經濟上個人獨立主義為之根本也。
現代立憲國家，無論君主共和，皆有政黨。其投身政黨生活者，莫不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於父，妻不必同於夫。律以儒家教孝、教從之義，——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婦人從父與夫，並從其子。——豈能自擇其黨，以為左右祖耶？
婦人參政運動，亦現代文明婦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內言不出于閫，”“女不言外”之義，婦人參政，豈非奇談？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篤念舊好，或尚獨身清潔之生涯，無所謂守節也。婦人再醮，決不為社會所輕。（美國今大總統威爾遜之夫人，即再醮者。夫婦學行，皆為國人所稱。）中國禮教，有“夫死不嫁”（見“郊特牲”）之義。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為失節，為奇辱。禮又于寡婦夜哭有戒（見“坊記”），友寡婦之子有戒（見“坊記”及“曲禮”）。國人遂以家庭名譽之故，強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節，至悽慘之生涯，年年歲歲，使許多年富有為之婦女，身體精神俱呈異態者，乃孔子禮教之賜也！
今日文明社會，男女交際，率以為常。論者猶以為女性溫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經主人介紹，接席並舞，不以為非。孔子之道則曰“男女不雜座”；曰“嫂叔不通問”；曰“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均見“曲禮”）；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曰“七年（即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均見“內則”）；曰“男女無媒不變，無幣不相見”；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均見“坊記”）。是等禮法，非獨與西洋社會生活狀態絕殊，又焉能行於今日之中國？
西洋婦女獨立自營之生活，自律師醫生以至店員女工，無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則曰：“男女授受不親”（見“坊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見“內則”）：“婦人，從人者也。”是蓋以夫為婦綱，為婦者當然被養于夫，不必有獨立生活也。
婦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無義。西洋親之與子，多不同居；其媳更無孝養翁姑之義務。而孔子之道則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韋命。”（見“士昏禮”）“婦順者，順于舅姑。”（見“昏義”）“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古人夫妻情好甚篤，若不悅于其親而出之，致遺終身之憾者甚多，例如陸游即是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均見“內則”）此惡姑虐媳之悲劇所以不絕於中國之社會也！
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責善，一任諸國法與社會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則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國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諺也。
西洋喪葬之儀甚簡，略類中國墨子之道。儒家主張厚葬，喪禮之繁，尤害時廢業，不可為訓。例如“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之禮，試問今之尊孔諸公居喪時，除以“苫塊昏迷”妄語欺人外，曾有一實行者乎？
以上所舉孔子之道。吾願尊孔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徵之事實能否行之社會，即能行之，是否增進社會福利國家實力，而免於野蠻黑暗之譏評耶？吾人為現代尚推求理性之文明人類，非古代盲從傳說之野蠻人類，烏可以耳代腦，徒以兒時震驚孔夫子之大名，遂真以為萬世師表，而莫可議其非也！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于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會道德與生活，莫大於禮；古代政治，莫重於刑。而“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時代精神之鐵證也耶？
康先生所謂孔子之經，於人身之舉動雲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無不纖悉周匝，吾知其纖悉周匝者，即在數千年前宗法時代封建時代，亦只行于公卿大夫士之人倫日用，而不行之於庶人，更何能行于數千年後之今日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乎？立國於今日民政民權發張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數貴族之舉動雲為，人倫日用，可乎不可？稍有知識之尊孔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斷！
康先生與范書曰：“中國人，上者或博極群書，下者或手執一業，要其所以心造自得，以為持身涉世修己治人之道，蓋無不從少年讀‘論’‘孟’來也。”斯言也，吾大承認之。惟正以社會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钅容），乃所以有今日之現象。今欲一仍其舊乎？抑或欲改進以求適現代之爭存乎？稍有知識之尊孔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斷！
康先生與范書曰：“夫同此中國人，昔年風俗人心，何以不壞？今者風俗人心，何以大壞？蓋由尊孔與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說而已！吾國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較歐美而言。若以古代風俗人心，善於今日，則妄言也。風俗人心之壞，莫大於淫殺。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於今。黃巢、張獻忠之慘殺，今未聞也。有稍與近似者，亦惟反對新黨贊成帝制孔教之湯薌銘、龍濟光、張勳、倪嗣衝而已。古之宮庭穢亂，史不絕書。防範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慘無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範婦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對者，未必即亂。古之顯人，往往聲妓自隨，清季公卿，尚公然蓄（女匿）男寵，今皆無之。溺女蠻風，今亦漸息。此非人心鳳俗較厚于古乎？
共和思想流入以來，民德尤為大進。黃花岡七十二士，同日為國就義，扶老助弱，舉止從容。至今思之，令人垂淚！中國前史，有此美談乎？袁氏稱帝，馮、段諸公，竟不以私交廢公義；唐、蔡、岑、陸，均功成不居。此事在歐、美、日本為尋常，而為中國古代軍人所罕有。國民黨人，苦戰余生，以尊重約法之故，首先主張癸醜年與為政敵之黎元洪繼任，為天下倡。此非共和，為民德之效耶？
淺人所目為今日風俗人心之最壞者，莫過於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經，女不守節。然是等謂之不尊孔則可，謂之為風俗人心之大壞，蓋未知道德之為物，與真理殊，其必以社會組織生活狀態為變遷，非所謂一成而萬世不易者也。吾願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隨聲附和，試揩爾目，用爾腦，細察孔子之道果為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態，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惡、進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斷，勿依違，勿調和，依違調和為真理髮見之最大障礙！
（原載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號。）（編輯：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