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引子：近日，由廣州市第十二人民醫院、香港大學和英國伯明翰大學合作開展的“生命銀行”正式落戶廣州，並開展一項研究“基因、生活方式及環境因素對致命性疾病的影響”的項目。該項目準備用4-5年的時間，在廣州地區收集5萬名50歲以上廣州居民建立隊列，進行問卷調查、醫學檢查以獲得他們生活方式、環境職業因素和健康狀況等方面的信息，並抽取每人的血液樣本，儲存在液態氮中用於將來基因方面的分析。據悉，如此大型的隊列生物庫研究，在我國尚屬首家。
近日，記者走進廣州市第十二人民醫院，探訪了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為讀者揭開“生命銀行”神秘的面紗。並通過採訪該項目的主要負責人江朝強，了解到“生命銀行”背後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廣州市第十二人民醫院的院長江朝強最近特別忙，作為項目組的三位主要負責人之一，他這幾天每天都要忙著開各種會議，與香港和英國專家交換意見。但他顯然心情不錯，原定給記者1個小時訪問時間，最後延長了半個多小時。這種好心情源自於一個好的結尾，一個好的開頭：前後論證了四年之久的“生命銀行”終於在廣州落戶，並逐漸形成了規模；如果計劃順利，到今年9月份，首期1萬名研究對象資料收集完成的時候，種下的“樹”，就該結第一批“果子”了。
最初動因
比如石棉工人，患肺癌的幾率高，這可以從化學環境職業接觸上解釋。但也有接觸者一輩子不致癌，這些人體內是否存在某種特殊基因呢？
其實“生命銀行”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按照江朝強的解釋，稱之為“生物庫（biobank）”更加科學。
3月5日下午，廣州市十二醫院的會議室。說起“生命銀行”的誕生，江朝強非常感慨。“說來話長，生命銀行能落戶在廣州，落戶在十二醫院，最早要追溯到1986年，我和林大慶教授認識開始。”
1986年，江朝強去香港參加國際棉塵病研討會。在那次會議上，他認識了時任香港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的林大慶教授。在談到職業病防治時，林大慶教授就問起能不能穗港聯手，就紡織廠的職業危害情況進行探討合作。當時擔任廣州市十二醫院副院長的江朝強回到醫院後，立即向院裏和市衛生局做了彙報。獲得上級的支持後，江朝強等人很快就設計了一個合作方案寄給了林大慶。這次合作，給林大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們的效率很快啊。”江朝強對他們的“第一次握手”記憶猶新。
“為什麼要搞生物庫？建立生命銀行？其實已經很好解答。”江朝強舉例說：現在醫學認為惡性腫瘤與環境化學因素有關。比如石棉工人，患肺癌的幾率很高，這可以從化學環境職業接觸上解釋。但也有接觸者一輩子不致癌，是否這些人體內存在某種特殊基因呢？
“國際上目前最先進的是從分子水平上進行研究，即從基因DNA水平上去研究。”
江朝強回憶說，最早提出建立“生命銀行”，把基因研究引入進來的，正是林大慶教授。“1998年，林教授就提出了這一想法。”
如何合作
他們最初想，把採集到血液樣本送到英國牛津大學的液態氮庫中保存。但國家規定生物製品不能出口，尤其基因的生物製品更是禁止運到國外。怎麼辦？
然而，建立“生命銀行”並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一項目不僅需要資金支持，更關鍵的是後續管理問題。”
1999年5月，江朝強與香港大學的林大慶教授來到英國牛津大學臨床試驗研究所，拜會了該所研究小組成員、諾貝爾獎提名人Prof.Doll和資深教授R.Peto所長。英方專家答應給予支持。
當時，世界上只有英國、美國和冰島等少數發達國家建立了條件很好的液態氮庫。“我們最先的想法，是只做隊列研究，把採集到血液樣本送到牛津大學的液態氮庫中保存。當時牛津大學也願意免費提供存放場所。”但是，江朝強很快了解到，國家已經規定生物製品不能出口，尤其基因的生物製品更是禁止運到國外。——這條路走不通。
“當時林大慶教授也想在香港建液態氮庫，但最後也以流產告終。”但是，“生命銀行”的計劃並未就此“流產”。
2001年，他們再次來到英國，探討在中國建立儲存庫技術上是否可行。伯明翰大學的公共衛生學系主任KK.cheng教授對此非常感興趣，並要求加入這一世界上先進的研究項目。穗港英合作出現雛形。
2001年9月，應邀請，江朝強隨同市衛生局領導，以及林大慶教授等人，再次訪問英國牛津大學。在這次會談中，R.Peto教授再次承諾技術支持，同時英國伯明翰大學的KK.Cheng教授承諾籌備資金投入（第一期12萬英鎊約160萬港元），林大慶教授第一期籌備投入200萬港元。
2002年6月，穗港英三方初步確定2003年春天在廣州市十二醫院挂上“穗港英分子流行病學合作研究中心”的牌子，並正式開展課題研究。經過長達4年的醞釀和論證，2002年11月，廣州市科技局正式批准該項目為廣州市科技攻關重點項目。
怎樣建設
建立生命銀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管理。所以，他們配備了三套電路確保生命銀行中樣本的安全
“建立生命銀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管理。”江朝強強調說。
2003年8月份，市十二醫院對地下室進行了裝修並設置了通風系統，從美國購買了兩個MVE1830HE液態儲存罐。
“我們這個項目啟動的資金有800萬元，目前已經花掉約400萬，光整個液態氮超低溫儲存系統就投入了約110萬元。”江朝強告訴記者，為了保證儲存在“生命銀行”中的樣本安全，保持細胞活性，醫院給“生命銀行”安裝了三套電路。“醫院本身原有兩套電路，為防萬一，我們又加了一套自動發電系統。”
“我們做的是長遠的事情。打個比方說，我們好比是種樹的，‘結果’是5年10年以後的事情。”
去年9月1日，項目正式啟動，至今已經完成4200多名研究對象以及關於他們的生活方式、環境因素和健康狀況等信息的收集和檢查，並抽取了每個研究對象的血液樣本。
該項目成員之一、市十二醫院職業健康監護科副主任張維森告訴記者，“等到大樹‘結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分析為什麼有些果子長得好，有些果子長得不好。通過隨訪追蹤的方式，找到隊列患病、發病和死亡的危險因素。”
江朝強說，經過5-10年的追蹤後，將獲得足夠的病例，便可採取巢式病例對照研究惡性腫瘤、腦中風、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基因狀況，例如是否有基因變異、新基因形成等、微量元素及生化改變等因素，分析其原因和機理，為疾病的控制、預防和臨床治療提供科學依據。
三大疑問
合作會否導致基因泄密
穗港英三地合作，無論從項目資金還是從技術支持角度考慮，都是非常好的協作模式。但是，這種合作模式是否會導致“基因泄密”？2002年媒體曾經關注過轟動一時的“安徽基因事件”：美國哈佛大學在中國安徽地區進行基因研究項目，採集當地農民的血樣並送到美國進行研究。有專家就此提出了基因安全的問題。
對此，項目主要負責人江朝強十分肯定地告訴記者，不存在這樣的危險。因為雖然是合作項目，但存在“生命銀行”中的血液樣本，所有權在“穗”。“英國和香港方面對這些資源有共享的科學研究權利，可以用於科學研究，但是，他們不能把這些血液樣本帶走。”他告訴記者，國家1998年就有規定，生物製品不能出口，尤其是基因方面的生物製品。“這也是我們自己出鉅資建立液態氮庫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穗港英三地合作研究的項目申報科研成果時，在內地就使用‘穗港英’，在香港就使用‘港穗英’，在英國申報則用‘英穗港’的名稱。但如果是在國際上申報科研成果，使用的名稱依舊是‘穗港英’。”江朝強說，這都是事先簽好協議的。
研究對象為何全是老人
廣州隊列生物庫研究要選擇5萬名50歲以上的老人作為研究對象，並做5 -10年的追蹤調查。“生命銀行”為何選擇老人作為研究對象呢？
對於這一問題，江朝強解釋說，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廣州以及全國人口正走向老齡化，而一些致命性疾病如腦中風、惡性腫瘤等，在老人中發生的比率遠高於年輕人；另一方面，由於老人的生活比較穩定，作為研究人群，容易進行後續的追蹤調查，而且項目選擇的首期1萬名老人都是尊老康樂協會的會員，對追蹤也有利；同時，老人的發病時間比較短，在5-10年的監測期中容易出現可以對照的結果。相比較來說，年輕人群要出現明顯的發病對比不太容易。
如何保護受訪者隱私權
記者看到，在長達55頁的調查問卷中，除了問及被調查者詳盡的生活習慣、職業環境等方面外，也需要受訪者留下詳細的個人資料。那麼這些非常隱私的資料如何保護呢？
江告訴記者，這些受訪者的個人資料都是保密的，在輸入計算機後，設有專門的密碼，只有個別課題組的研究人員才擁有這個密碼。另外，每個受訪者的資料在輸入電腦時，都有一個代號，血液樣本在存進液態氮庫時，也用一種從丹麥進口的條形碼進行標識。“這樣可以充分防止將樣本混淆。”江朝強說。
（編輯：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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