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節，鄧小平、任仲夷等同廣州軍民一起聯歡。
南方網訊 廣東省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創立經濟特區先行一步的“試驗區”。任仲夷同志是這個“試驗區”開創時期的領導人之一。他性格幽默，語言風趣，常常在文章和講話中，不時插入成語、諺語、詩詞等，常常賦予新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妙趣橫生，不僅增添了文章和講話的文采，也使他闡述的改革開放政策和道理，在人們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排污不排外”更重要的是排“內污”
“排污不排外”是任仲夷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一個重要的“口號”。對此，任仲夷1990年接受《南方日報》記者採訪時說：這個口號，是1982年提出來的。那年，中央指示開展打擊走私販私和經濟領域裏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當時有一些人對開放政策產生懷疑動搖，在不少幹部中產生了各種畏難情緒，顧慮重重。針對這種情況，省委提出了兩個堅定不移：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和搞活經濟堅定不移。我們絕不應盲目排外，但要自覺排污，概括地說就是排污不排外。那時提出這個原則，主要是堅持對外開放。
任仲夷接受採訪時說，當時排污不排外，是在注意排污的前提下著重講不排外。現在，應當在堅持不排外的前提下，強調排污。必須認識到排污有兩個方面，即既要注意來自外面的污，還要注意生自內部的污。
講排污，只強調外來的一面還不夠，還必須看到我們內部這一面。蚊蠅有從外面來的，也有原先自己內部孳生繁衍的。有人把近年來一些醜惡現象統統歸咎於外來影響，是片面的，不能認為凡屬污穢的東西都是外來的。排除生自內部的骯髒的東西，往往更重要。古語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你自己先有不好的東西，才能接受外來不好的東西嘛。一個人身體健康，對外來病毒有抵抗力，就不容易患傳染病。
許多腐敗的東西，並不是開放後才突然冒出來的。沉渣泛起，往往是因為國內本來就有這些東西，只不過開放後，外污與內污“土洋結合”、“裏外結合”，給它們提供某些條件，或促使其更加發展罷了。
任仲夷說，內部的污，從廣義上說，還應包括許多阻礙我們社會進步的舊觀念和種種落後現象。在努力反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同時，還要花大力氣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余。（據《南方日報》）
不應出了問題就否定這件事情本身
改革開放之初，談到集中與搞活，任仲夷有過一番妙論。1980年12月19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發言時說：“我們三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把經濟工作搞活不容易，搞死卻很容易。這幾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點，如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我們有些部門的幹部，本來就習慣於統死，一陣風退回去，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強調集中統一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點。”
為了防止這種片面性，他認為：首先應當劃清界限。對中央提出八個方面必須集中統一、七個方面繼續搞活的，該集中的要集中，該搞活的要繼續搞活。八個方面的集中統一，也要有分析。例如基本建設，對於建設的規模和投資方向的控制，必須集中統一，至於具體的基本建設企業，還是應當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活一些；對重要物資強調集中是指必須完成調撥計劃，至於完成調撥任務以後，也應當允許某種靈活，等等。
任仲夷說：“集中統一和干預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把經濟搞活，更好地發展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他引用陳雲同志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講話的重要觀點，既有強調綜合平衡、集中統一的一面，也有強調把經濟搞活、不能統死的一面。
1981年1月16日，任仲夷在中共廣東省代表會議上，進一步強調對中央要求集中統一的，一定要集中統一，不能含糊；該搞活的，一定要繼續搞活，不能倒退。他認為，過去經濟工作有“一活就亂，一亂就統，一統就死”的現象，問題往往出在採取治亂的措施上。他說：“當某件事或某項政策出了一點問題的時候，我們應當對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以求找到改進的辦法，而不應當因為出了問題就否定這件事情本身或去取消這項改革。”他說：“要防止一提行政干預，有些部門就捆住手腳，以至發生統得過細、過嚴、過死的現象。在採取行政辦法的同時，還應當重視和強調注意經濟政策、注意研究價值法則。”（據《當代廣東》）
為“私營經濟”正名扶持個體經濟
經濟學家鄭炎潮曾在接受訪談時回憶，他的畢業論文在全國最早提出“私營經濟”這個概念。當時他在廣東做了大量調研，斷定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經是不可阻擋。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了。他認為需要一個新概念來定義和規範雇工超過8人的個體經濟，就自己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但這個概念很敏感，論文答辯前夕，導師告訴他，關於私營經濟那一章必須放棄，不放棄，你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當時他很痛苦，到底是放棄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呢？最後還是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任仲夷1980年到廣東，來之後遇到了難題，因為政策規定個體經濟雇工不能超過2個，但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雇工10幾個，20幾個，甚至幾百個的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求廣東社科界研究。鄭炎潮聽到了這個消息，很高興，於是從畢業論文中抽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那一章的打印稿，沒有做任何修改，用信件單獨寄給任仲夷。
不到一個星期，任仲夷的電話就打過來了。約他第二天下午3時到辦公室談談。見面時，任仲夷發表了對論文的看法，他的大意是說，現在對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如果個體經濟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個體經濟還怎麼發展？這篇論文非常好，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支持你。並且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麼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鄭炎潮的論文本來有麻煩，但任仲夷接見之後，導師的看法改變了，論文也因此順利通過。（據《炎黃春秋》）
省委第一書記對宣傳報道有真知灼見
任仲夷：一張報紙是否受讀者愛戴要看自費訂閱、購買的人多不多
農村致富大討論開始之初，任仲夷在遼寧省委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作了一個重要論斷：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在取得政權之前，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由奴變主”；在取得政權之後，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由窮變富”。
《遼寧日報》記者范敬宜在寫這篇會議報道時犯了躊躇：歷來對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這樣表述的：領導黨員和廣大群眾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現在怎麼能說主要是領導他們“由窮變富”呢？范敬宜擔心這樣的提法會犯“原則性錯誤”。但這又是省委第一書記經過深思熟慮的重要講話，不敢擅動，最後商量出一個“淡化處理”辦法：不作突出處理，不上一版頭條，那兩句話也不在標題中出現。新聞見報後，一直未見任仲夷提出任何意見，便以為他已默認。
10多年後，范敬宜在廣州見到任仲夷，閒談中提起這件舊事，說明自己當年思想不夠解放，任仲夷才恍然大悟地說：“哎呀，當時我真有點不滿意，想打電話問問你們，後來想想你們也許有為難之處，算了吧！你要不說，我至今還蒙在鼓裏呢！”省委第一書記處處為媒體著想，實在令人感動。
任仲夷對辦報還有很多真知灼見，他曾說過：我們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辦報也一定要辦出自己的特色來，使讀者感到看這張報和看別的報就是不一樣。衡量一張報紙是否受讀者愛戴的標準，從根本上說，主要看它宣傳的內容是否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除此以外，我歷來認為，重要的一條，還是要看自費訂閱、購買的人多不多。（據《炎黃春秋》）
1982年2月，在廣州地區軍民聯歡晚會上，鄧小平、任仲夷和演員握手。
2004年3月4日，在廣州花都的風神汽車有限公司，當時90高齡的任仲夷好奇地“鑽”進剛下線的日產陽光新車親自體驗。王維宣攝
（編輯：譚禮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