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廣東省實現GDP25968.55億元，增長率為14.1％，人均GDP28077元，按現行匯率折算達3509美元。而2005年世界“中上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間，顯然，根據這個通行標準，整個廣東地區已經進入了“中等發達狀態”。而且，近年來，廣東省和廣州市還參考了美國現代化問題專家英格爾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三套標準而制定了包括人均GDP、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城市化水平、信息化綜合指數、平均預期壽命、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社會保險參保率、環境綜合指數和城鎮人均公共綠地面積10項指標的現代化評價體系；除了社會保險參保率和環境綜合指數外，其他指數基本上都已經達標，這體現了廣東省近年來“又好又快”的發展勢頭。事實上，所得的增長必然會改變人們的需求狀況，從而為政府轉變其工作重心提供了機遇和挑戰。

　　加強環境保護以保障發展的可持續性

　　GDP是基於個人價值的加總，但卻不能直接反映社會財富，相反，社會財富甚至會因私人財富的增加而減少；譬如，從個人角度而言，裝防盜鈴、防盜窗、防盜門乃至閉路電視攝像機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這對社會卻並沒有價值。而且，正是基於個人價值的考量，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環境的惡化；而環境的惡化主要是影響子孫後代而不是當代人們的福利，即GDP指標體系沒有考慮未來人們的福利。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就強調“要做好綠色GDP核算試點工作，探索建立綠色經濟核算體系”，省長黃華華也把“探索建立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和評估機制”作為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

　　縮小收入差距以利於和諧社會建設

　　當人們的經濟收入已經達到一定限度時，人們更加關注生活的和諧、安寧。正因為如此，當一個地區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水平時，就不能僅僅關注人均GDP這個數字，而是要關注收入的分配狀況。然而，儘管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二十多年期間，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統計，資本收益約佔我國GDP的40%，而勞動工資收入則僅佔21%；相反，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一般都佔GDP的50%以上，高的達到60%。一方面，就外來工而言，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在600多元，而且，這些人大多還沒有納入社會保障，可以分享的公共福利也非常少。另一方面，就城市居民而言，由於房價、油價的上漲，以致城市中有50%多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下層或者中下層；也由於近年來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城市市民並深受住房、安全和就業等問題的困擾，有調查表明，我國農村居民幸福感就強于城鎮居民。從廣東省的情況來看，廣東省的人口構成非常複雜，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縮小收入差距，更需要政府的智慧。

　　增加公共品供給以適應人們需求變化

　　一般來說，在人們的物質生活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私人消費的增加已不再是提高個人福利的主要方面，而對環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則越來越大；也就是說，當社會進入發達狀態時，對那些基本公共事業的需求就變得越來越大，而這些公共品的提供正是政府的能力所在。正因為如此，GDP的增長使得政府的職能面臨著一種轉換，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出現一個“私人豐裕和公共貧困共存的社會”；當然，政府的公共支出會不斷增大，又意味著稅收的增加，特別是要提高累進稅。其實，主流經濟學往往認為只有私營部門才能創造財富，而累進稅制會破壞激勵機制；但是，只要徵稅是有效率的而支出又是合理的，稅收的增加就不會給消費者造成超額負擔。一方面，當稅收用在公共支出上時，會對超額負擔產生相反的作用，從而能夠抵消這個超額負擔；另一方面，把私人消費轉移成為公共開支往往可以在不減少私人快樂的前提下，通過把公共支出用在環保、基礎研究、教育等方面而提高人們的快樂和生活品質。

　　關注民生問題以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

儘管主流經濟學探討福利時常用GDP來衡量，但GDP僅僅是對那些可量化的因素進行統計，而人們的很多福利是難以量化的；究其原因在於，快樂是一種主觀感受，或者說是心理上的享受，即使經濟增長很高，快樂也不見得高。對普通百姓來說，能獲得滿意的生活質量要比GDP數字有意義得多；例如，一些調查資料也顯示，所得只能解釋快樂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觀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所得、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婚姻狀況等都加起來，也只能解釋快樂的20%左右。例如，在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調查中，就居民收入、消費結構、居住質量、交通狀況、教育投入、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環境、文化休閒、就業率等12個方面合起來進行客觀評估，結果發現它與這些市民的主觀評估之間存在很大反差。其實，儘管廣東省和廣州市構建的10項現代化指標已經基本達到或接近了，但是城市居民眼中最不滿意的三大領域卻依次是房價、治安和就業。

　　建立指標體系以關注人的全面發展

　　既然快樂是主觀的，那麼，是否就無法進行比較和衡量呢？其實，在更好的衡量方法出現之前，即使希望有一些客觀指標，也必須包括非常廣泛的內容。例如，衡量一個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指標就不僅包括人均GDP、產業結構、創新能力、出口依存度等經濟指標，還包括刑事案件數、醫療資源、商業服務、人均預期壽命等社會指標，教育經費比重、文化支出比重、人均擁有圖書數目、人口文盲率、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文化指標，以及其他科技進步、居住水平、基礎設施、政府管理和城市環境等指標。再如，就人的福利而言，目前國際社會提出的指標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環保等95項，而且，研究表明，總體上經濟增長對生活質量的作用並不確定且往往可以忽略。近來，我國國家統計局也正在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等統計指標，希望通過國民幸福指數等每一個百分點的變化反映出社會進步，顯然，這是一個更加人性化、更能體現一地發展實效的指標。

　　總之，GDP躍上一個新臺階顯示了廣東省朝現代化方向的邁進，同時，它也使得政府職能面臨新的轉變，它要求不再追求量的增長而是注重質的提升，要求關注市場化過程中帶來的問題以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要求注重應得權利與國民財富的同步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作者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

　　（編輯：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