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
同志們！對於我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經這幾天的討論，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們這些不同的意見，頗帶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就來討論這些意見，然後再說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和平問題
我們黨為國內和平而鬥爭，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一後，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的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並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聯的——用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卻不能成立。他們的結論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于兩者之間的。因為他們說：“日本後退了二，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段和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段，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了，並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變三後和平實現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和英美法的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停止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並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還在企圖使中國繼續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麼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為什麼這些同志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於他們觀察時局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四，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伍，楊虎城出洋六等等）出發，於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和“打出潼關去”七，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為什麼蔣介石又這樣幹？”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個黨派、一個階級裏頭的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乾淨。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乾淨。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乾淨。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鬥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鬥爭和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了改變。我以為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和屠殺的政策改變到改良和欺騙的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為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暫時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國政府由仇蘇變為聯蘇八，同此道理。我們在國內的任務，也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一二九’就對了。”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夠在過去階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九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了嗎？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運動嗎？（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三中全會正在綏遠抗戰十結束之後，現在也還沒有綏遠抗戰或“一二九”。）誰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一二九”起到國民黨三中全會止）都圍繞著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的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為是不錯的。
“日本退後了，英日向著平衡，南京更動搖了。”這是一種不了解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慮。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後退，這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戰線崩潰的開始，為什麼還憂慮？然而究竟還不是這樣；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落得無結果，這是英國和日本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為全國人民之敵，也為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後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麼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於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後退。
“為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梁，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鬥爭和人民生活鬥爭，要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問題
有幾個同志發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能是簡單的。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⑾，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佔優勢到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著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著，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⑿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
幹部問題
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裏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幹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絡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幹部和幾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無疑地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幹部和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幹部決定一切。”⒀
黨內民主問題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製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絡於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鍊出大批的幹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
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於一致了；過去中央路線和個別同志領導的退卻路線之間的分歧，也已經解決了⒁，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這種團結是當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礎；因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有待於我們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抗日派的和我們建立同盟，也還待我們的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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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見本卷《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注〔11〕。
〔2〕西安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破壞當時已開始實現的中國國內和平和正在逐漸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加緊準備以武力征服中國的同時，表面上對國民黨當局暫時採取了和緩姿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國主義曾兩次唆使偽蒙古軍政府發表通電，擁護國民黨政府集中軍力進攻紅軍和張學良、楊虎城部隊，宣稱同國民黨軍隊停止作戰。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詭稱要調整中日兩國的關係，協助中國的“統一和復興”。日本財閥兒玉謙次等還組織了所謂“經濟考察團”來華，詭稱要協助中國建成現代國家。所謂“佐藤外交”和“日本後退”，就是指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玩弄的這一套騙人的陰謀。
〔3〕參見本卷《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注〔1〕。
〔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隨後又把他們押到蘇州，在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內監禁。一九三七年四月，這個法院的檢察官對沈等提出“公訴”，並於六月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五日兩次開庭審判，說他們違犯了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5〕西安事變以前，東北軍駐在陜西、甘肅境內，同西北紅軍直接接觸，深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發生。一九三七年三月，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隔離紅軍和東北軍的關係，並且乘機分裂東北軍內部，強令東北軍東調河南、安徽和蘇北地區。
〔6〕楊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陜西蒲城人，原西北軍愛國將領。曾任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在釋放蔣介石後送蔣回南京，即被長期囚禁。楊虎城也被國民黨反動派迫令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辭職，六月二十九日出國“考察”。抗日戰爭爆發後，楊虎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準備參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蔣介石逮捕長期監禁，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軍迫近重慶的時候，在集中營內遇害。
〔7〕潼關是陜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處的軍事重地。西安事變時，國民黨中央軍駐在潼關以東，準備進攻東北軍和西北軍。當時某些號稱“左”傾的人們（張國燾是其中之一），主張“打出潼關去”，向國民黨中央軍進攻。這種主張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相反的。
〔8〕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法國政府積極地參加了十四個國家對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干涉，並在這次干涉失敗以後繼續執行孤立蘇聯的反動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由於蘇聯的日益強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國人民中的影響，由於法西斯德國對法國的威脅，法國政府才同蘇聯締結了互助條約。但是，法國政府後來並未忠實地執行這個條約。
〔9〕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8〕。
〔10〕見本卷《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注〔15〕
〔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四部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頁），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頁）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三章第三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頁）。
〔12〕參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第三部分（《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頁）。
〔13〕見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原文如下：“人才，幹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了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頁）
〔14〕這裡所說的分歧，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黨中央路線和張國燾退卻路線之間的分歧。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第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合。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對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和總結，使黨和紅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達到新的一致，標誌著這個分歧已經解決。至於後來張國燾公開叛黨，墮落為反革命，那已不是領導路線上的問題，而只是個人的叛變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