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許倬雲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6月版，33.00元。
喚起披覽上下五千年的熱情
作者意圖“對國民自大心態的偏差，盡規勸諫諍的努力”
中國通史之撰述，最為習見的文本大概要屬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及其若干“倣本”（比如中學歷史教科書）。除此之外，就筆者有限之了解，尚有錢穆的《國史大綱》、呂思勉的《呂著中國通史》，1990年代起風行至今的則是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以及費正清的《中國：傳統與變遷》諸書。這些著作各有韆鞦，各領風騷，但卻無法一勞永逸地承載人們對於中國歷史的全部認知。歷史之需要不斷重寫，“不是因為過去的歷史著作不夠真實，而是因為在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中產生了新的問題，需要新的答案”（張廣勇：《全球通史。導論》）。除卻范氏《中國通史》不論，無論是錢著《國史大綱》還是《呂著中國通史》，無一都是“為時而作”“為事而作”，而事過境遷、世變時易，今人的新問題已不能從中得到充分解答。即便是後出的黃氏與費氏著作，其視野之宏大、方法之新穎、關懷之幽深誠為一時獨步，但亦難免“一家之言”的固有局限（如黃氏的“高層機構/低層機構”說便頗遭詬病）。正因為此，當許倬雲的通史巨作《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橫空出世的時候，我們再次為之喚起披覽上下五千年的熱情。
許倬雲1930年生於江蘇無錫，求學臺大時因得遇名師而萌生了研習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的興趣，後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又恰逢“東方學”研究之盛，不但大師雲集，且值韋伯研究方法與計量社會學相激相蕩，正好成就了他探究社會經濟發展的宿願。正是緣於時代的機遇和個人的努力（許氏手腳嚴重殘疾），四十多年間許氏已有《求古編》、《西周史》、《漢代農業》、《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等近四十部專著問世，可謂著述等身，且在視野、方法和情懷諸方面當不讓于前輩史家黃仁宇。考慮到許先生已然年逾七旬，這部窮三年之功撰成的《萬古江河》很有可能成為他的收山之作。
彌補自我中心觀的缺陷
誠如許倬雲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萬古江河》“是為這一代中國人撰寫的歷史”，致力於講述中國文化成長髮展的故事，並對這一過程進行解釋。其關切蓋有二端：一是“今日讀史的讀者……關心的事，當為由自身投射于過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來，現在的生活方式何自來”，本書既“在此等處著手”；一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每每有中國文化自我中心的盲點，以為中國文化既是獨步世界，又是源遠流長”，因此“本書為了彌補自我中心觀念造成的缺陷，于（中華）文化圈的內外關係，特加注意”，以“對國民自大心態的偏差，盡規勸諫諍的努力”。顯然，《萬古江河》之作乃是因應全球化大潮的衝擊席捲而申述中國人固有的身份認同和應有的心態調適，其作為一代史學大家的情懷可謂幽深玄遠，我們於此不能不察。
許氏把中國歷史視作中國文化成長髮展的故事，會否招致所謂“文化決定論”之譏？筆者以為不會。深為許氏推崇的前輩史家嚴耕望在論及中國通史講授時曾經有言：“講授中國通史……不如比較側重‘中國文化史’。因為要青年們必修‘中國通史’課程，無非想他們對於中國文化有較深的了解。”此處所說的“中國文化史”，並非只是各種制度、學術思想和文學藝術之類。在嚴氏看來，歷代國計民生狀況與社會豐富習慣才是民族文化的基點，在中國文化結構中佔有最基本的地位。嚴氏還說，應該摒棄以漢族為核心的“一條線的中國歷史觀”，建立中國歷史的立體觀，把中國境內各個地區、各種民族的歷史文化全部容納到中國歷史體系中來，這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嚴耕望：《怎樣學歷史》）。此處之所以詳細引述嚴氏的觀點，是因為這一理念也同樣為許倬雲所秉持並體現在《萬古江河》的撰述中。考察本書的敘述重心，已非朝代更迭、國家興亡以及各時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而毋寧是疆域伸縮、族群互動、經濟形態、內外交通，同時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態及社會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靈關懷。這樣的剪裁編排，既是源於對“中國通史”的深刻認知，又有詩情史意存乎其間。
中國文化的全球化敘事
綜觀本書之架構，以中國歷史之展開為經，以中國文化之鋪陳為緯，貫穿始終的基本思想則為系統論——既著眼于系統內的流變，又不忽略系統間的影響，內外交互作用，一環套著一環。於是在許氏筆下，中國依次呈現為中原的中國、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及世界的中國。如此流轉延展，正如古老的長江黃河，源於高山，歸於大海，遂與天下眾流無所區別。本書之題作《萬古江河》，命意正在於此。當然，許氏承認將中國文化圈當作不斷擴張的過程，乃是“得益於梁任公先生《中國史敘論》中所述的觀念”。而像這樣完全不按中國傳統正朔紀年的歷史分期，也是出於對文化演變實情的認知與尊重，畢竟“文化演變是逐漸的，不能刀切豆腐，乾淨利落地切斷演變線索，是以本書于敘述歷史事件的變化時，稍有超前落後若干年，逸離斷代的情形”。
如果說任何歷史書寫都是一種敘事，那麼許氏之《萬古江河》就是中國文化的全球化（現代化）敘事。這並非筆者妄揣，而是作者“自招”。儘管前述五個階段的劃分已經非常簡潔明了，但許氏仍進一步把中國歷史作了兩個階段的劃分，即以公元1500年為界，此前為全球經濟體系成形的前夕，此後則為中國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500年。這一劃分標準，自然讓我們想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的上下兩冊的副題就分別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後的世界”。為什麼要以1500年為界呢？“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中……直到1500年前後，各種族集團之間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全球通史》下冊）。當然，1500年只是取一個整數，斯塔夫裏阿諾斯強調的其實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從而使世界聯為一體，亦即所謂全球化。從中國融入全球化這一“歷史的視界”關照全書，我們就會對許氏敘述重心的選擇多了一層理解：蓋將原本各自獨立發展的區域聯為一體的首在貿易與交通，而影響貿易與交通的又是各個區域的政治性格（或開放或內斂）、經濟資源以及民間心態諸端。這樣一來，全書就如一線穿珠，一轉百轉，渾然一體。
一個關於系統論的常識是，結合為一個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獲得其原本沒有的功能。以“系統的哲學”來關照歷史，同樣也會對一些“歷史構件”乃至歷史整體獲得全新的發現。一如黃仁宇所說，“寫歷史的人如果……將歷史的因果關係，延伸到個人人身一百年的經驗之外，也會類似的進入一個不同的境界……在重新編排之後，同一被觀測的事物，其面貌已和以前所看不同”（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就《萬古江河》一書而言，至少有兩大“新發現”值得注意。
經濟網絡的失衡
其一是經濟網絡說，這也是許氏解析中國經濟興衰的獨特視角。早前的《漢代農業》一書探討的就是漢代農業性市場經濟系統的形成。《萬古江河》延續並拓展了這一觀點，指出“自從漢武帝以後，中國逐漸形成以小農經濟為本的農舍手工業及市場趨向的經濟體系，藉全國性的道路系統整合為一個整體網絡，各地的互依性甚高。從此以後，這一經濟形態常存于中國地區，經濟體系的整合，也加強了文化秩序的內向聚合”。南北經濟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國經濟的衰落，都與這個網絡的失衡和破壞有重要關係。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隨著現代交通的出現，廣大農村的傳統市場系統——一個籠罩“點”與“面”的網絡，遂為“線”形的鐵路、公路與水運航路切斷割裂，進而造成國家財富因為外貿逆差的漏卮而不斷流失，也令國內財富的流轉發生偏差，不能經過區間貿易，將財富不段重新分配于各地區。這一巨大羅網的破裂，導致中國從此沿海地區富足，內陸及偏遠地區長淪貧窮，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更為顯著。許氏由此感慨道：“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為此付出重大代價：一方面，不能因為戀戀本土而停住腳步；另一方面，內地鄉村的荒蕪與貧窮又急待改進。……也許有待沿海城市的變化，擴散其效應，以致‘內地’與‘鄉村’都相對地逐步減縮，這一兩難之局方有解決的希望。”
這個經濟網絡其實不只關乎經濟。許氏提醒我們注意：網絡的隙地最不穩定，形成諸多農民起義。蓋“隙地可能直線距離，離城市不遠，卻形同化外，往往為政令之不及，教化之不達”。邊陲與隙地往往是龐大複雜體系中最不穩定的部分。陳勝、吳廣起于雲夢，新市綠林起于南陽鄉聚，所謂“大澤中”或“離鄉聚”都不在大路上。當然，起事的農民軍若不能進入道路網絡的幹線，也大致不能成事。重要的決戰，通常也在幹線大道的戰略地點進行，以決定農民起義的成敗。此外，中國傳統的經濟的市場網絡也具有人才與信息流轉的功能，曾國藩一乾人能剿滅太平天國，也得力於此。
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地位
其二是台灣的地位。作為一個島嶼，台灣自然早已存在，但直到16世紀後半葉之前，台灣仍是原住民的天下。16世紀後半，荷蘭加入海上爭雄的行列。其時，西班牙已據有菲律賓，葡萄牙則佔有澳門，從馬尼拉與澳門出入中國與日本，獲取東方商貨都相當方便。荷蘭雖然將巴達維亞作為東方活動的基地，但由於遠離東亞而甚感不便，很想在中國沿海取得基地，並於1623年在華人海商李旦的帶領下轉移到今台南安平建立了基地。綜觀17世紀的東亞海上形勢，台灣已與馬尼拉、澳門及日本的平戶、長崎一道成為海上活動的中心點。自此，誠如許氏所說，“明代的最後這一幕，從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言，都值得專節敘述以彰顯中國歷史終於與世界歷史接軌，從此中國與世界發展的脈絡不能分割”。台灣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竟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能是以往史家所未論及的。
當然，只此二端遠遠不能盡述《萬古江河》一書帶給我們的全新認知。況且，以此書來包羅自己一生治史的心得與創見，想必亦非許倬雲先生的初衷。捧讀斯編，筆者想到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遺世獨立，外拒內殘。或者許倬雲先生料必大體同意黃仁宇的這一說法：“中國革命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業生產方式裏以多數小自耕農為基幹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最後的目的，也不僅是增進財富，而且要使全民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環境而生存……”
（編輯：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