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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翁源產婦黃春蘭在醫院生產因大出血死亡，家屬不堪高昂公力救濟成本，放棄打官司。他們和許多身陷醫療糾紛泥沼的病患家屬一樣，選擇到醫院“鬧一鬧”：拉起寫著“保健院害死人命”的橫幅，敲鑼打鼓，在保健院外示威。死者家屬及村民幾十人衝向保健院，將大門鎖上，在保健院附近向行人申斥。最後，官渡鎮政府為避免家屬不理智的行為影響社會安定，最後自掏腰包3萬元，出面擺平了雙方的爭執（據南方農村報報道）。
死者丈夫林明修接受3萬元撫恤金以了結糾紛，實屬無奈的選擇。眾多被醫療糾紛困擾的患者和家屬，都有著與林相似的經歷，他們在“鬧”與“告”、“私了”與“公了”的痛苦抉擇中徘徊掙扎。選擇法律途徑，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是一道無法回避的坎。目前的三級鑒定程序過於煩瑣，足以讓已經遭遇不幸的患方不堪重負。加之，醫療鑒定機構與醫院的瓜田李下，也使得患者家屬望而卻步。公正裁判的缺位，使“醫鬧”成了患者家屬最經濟、最現實的維權路徑。
官渡鎮政府雖然用3萬元撫恤金暫時平息了爭執，但我們看到在這場糾紛中並沒有真正的贏家：患方選擇私力救濟費心費力，而產婦黃春蘭的死因仍舊不明；醫院正常的醫療工作被干擾，聲譽受到影響。
醫生著防暴裝上班，醫院聘請警務副院長，無論是醫患雙方，還是整個社會，都為維權途徑缺失所造成的醫患矛盾激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白衣天使的形象也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降低公力救濟的成本，建立獨立第三方的評估和調解制度，已經成為化解醫療糾紛必須重視的問題。
據筆者所知，國外一些國家在這方面有不少可以借鑒的經驗。例如澳大利亞政府在法庭設有衛生顧問，由律師擔任。患者因醫療事故死亡，在24小時內醫師不能簽署死亡證明書，要首先報告警察局，經衛生顧問審查。患者有異議時可以向法院起訴。不少國家的醫療事故鑒定都由真正獨立的醫師協會完成，從而最大限度避免有失公正和公平的嫌疑。（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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