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立言，江浙人出錢，湖南人流血。”這三句話是對三地近代歷史貢獻的簡要概括。而廣東人立言，乃一系列變革的起點，所以尤受關注與敬仰。然則這“立言第一人”的康有為，卻在家鄉不為今日的青年老鄉“所識”，頗令最近完成相關摸底調研的佛山團市委“跌眼鏡”。

　　近日發佈的《佛山青年文化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在佛山青年的現代性指標中，“人文性”缺陷明顯，一個重要的體現是，絕大多數青年熟知武學技師黃飛鴻是本地先輩，卻不知思想先賢康有為是同鄉，更遑論技術救國先驅陳啟沅等人了。

　　這個世界因人成事，各地對於本地的歷史名人理當有先天的敏感與自豪。

　　佛山青年既然不知康有為是老鄉，那他們對於康有為的思想著述、歷史事跡及其立言付行的時代背景，只怕也難知曉太多。這對於自感“知識不夠用”

　　的佛山青年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但論諸“大文化”，黃飛鴻也見於當地地誌，事跡流傳于街巷民間，顯然也是“佛山人文”的一個載體。佛山青年不熟前者而知曉後者，並不宜視為他們“人文缺陷”的一個例證。

　　其實要追問的倒是，中學的歷史課本上，康有為登堂入室，黃飛鴻不見經傳，但在青年人的印象中，兩人卻何以輕重倒置？

　　想必是電影電視上頻頻出境的“佛山黃飛鴻”形象功勞不淺，而借影視的熱度，佛山當地再大打“黃飛鴻”品牌，也強化了當地年輕人心中印象。

　　而康有為卻沒有這般“好運”，寥寥可數的幾部影視作品，還少有以之為中心人物的，康氏前後期的複雜立場與歷史評價，更使之無法同黃飛鴻行俠仗義的單純形象那樣能夠贏得觀眾。兩相比較，顯然“黃飛鴻”更具流行色彩，社會的推介與民眾的接受，都展現出社會生活世俗化的一面。

　　西方的文藝復興隆重推出“人文性”與“人文精神”的概念與取向，其根本是要“去神聖化”，即將人民的日常生活同宗教脫鉤，而脫鉤之後的日常生活自然不再需要強調宗教生活的精神性與崇高使命感。及至近代國家的現代化轉變中，人文精神要消解的，則是全面籠罩日常生活的政治教條與意識形態。因此，世俗化是人文精神歷史價值的第一次展現，“黃飛鴻熱”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世俗生活的具體內容。

　　但是，世俗生活在消解宗教與意識形態束縛的同時，也暴露出負面的形態——物質生活主導之下，生活訴求被實用化與商品化填滿，針對因此出現的道德淪喪和價值觀迷茫，人文精神衍生出新的歷史內容，這也正是中國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呼籲的，要求重建道德理想。而此番佛山調研組織方強調的“人文性”，更多應該是“人文素養”的成分，亦即文化知識的積累程度。

　　當下的中國，開始強調協調的科學發展，無疑已到黃飛鴻要知、康有為更應被知的時候；廣東以文化大省建設為己任，以文化名人打造文化名城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無論是具體到文化偶像的認知與選擇，還是整體知識的積累與價值方向的確立，對於年輕人來說，這一切更多的是學校的功能職責——通過積極的引導，實現他們知識上的成才與精神上的成才。現代社會具有世俗化的天然取向，但學校教育恰恰應該是高出世俗生活水面的礁石，可以為不願被世俗生活淹沒的人提供求生之地。所以在青年人眼中，康有為不能匹敵黃飛鴻，並非社會的人文精神危機，而是學校人文教育的不力。（編輯：李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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