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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點：按理說，作為政協委員，提什麼建議是他的自由，但媒體有責任提醒：委員的提案不能過於脫離實際，人為地製造不和諧的因素，形成一個城市內部之間、不同城市之間的對抗。這些年，名人富人違背計劃生育的現象保受輿論詬病，當這種現象在政協裏出現了“代言”，我們不能不警惕。]
人口老齡化嚴重、性別比例失調、人口素質偏低，現行計生政策是否可作適當調整？2月3日，在廣東政協會議上，省政協委員、茂名市政協副主席陳國隆提交提案，稱“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對社會精英約束大”，建議在深圳市試點施行“獎一，放二，禁三”，出臺深圳戶籍人口一對夫妻最多可以生育二個子女的政策。（2月4日《南方都市報》）
調整現行生育政策的呼聲由來已久，但從來沒有像陳委員呼籲的這麼有針對性——180萬深圳戶籍人口；這麼理由直接——避免約束深圳的精英；這麼大義凜然——有助於鞏固深圳改革先鋒的良好形象，提高深圳魅力，吸引優秀人才，提高深圳市的整體人口素質，支持深圳市的經濟結構調整。
按照陳委員的計劃，第一步便是大力宣傳先在深圳市試點施行“獎一，放二，禁三”計生政策的現實困難及長遠意義，營造積極氛圍，爭取全省人民對試點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這建議很具體，但作為對一項基本國策的局部調整，真的要搞什麼“獎一，放二，禁三”試點，恐怕光有廣東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還遠遠不夠，還必須要有全國人民的“理解與支持”。然而，“試點”的理由充分嗎？能說服全國人民嗎？我看未必。
道理很簡單，經濟特區可以有，“計生特區”卻絕對不可以有。計劃生育不是經濟改革，可以讓一個地區率先去闖，搞好了向全國推廣。計生政策有關社會公平，莫要說試點建議只包括了“180萬戶籍人口”，即便包含了全深圳的1300萬人，也無法獲得試點的正當性。況且，既然是為了“提高人口素質、支持經濟結構調整”，那麼這個自變量便應該是全體深圳人民，拿180萬戶籍人口以此說事兒，顯然有自欺欺人之嫌疑。
一週前，針對少數人提出的“放開二胎”的說法，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明確表示，當前“放開二胎”，風險非常大。根據大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黨中央、國務院經過慎重的考慮，在“十一五”時期必須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和動搖。顯然，如果深圳可以搞所謂的試點，便是最大的動搖：有戶籍的生的，沒戶籍的為何生不得？深圳人生得，佛山人為何生不得？廣東人生得，黑龍江人為何生不得？
老齡化、性別比等問題是全國性共有的，應對措施不可能依靠“政策差別”；經濟特區特殊背景下可以搞，生育特區卻是什麼背景下都不能想。即便如同陳委員說的那樣，現行的計生政策是否會造成中華民族總體素質的‘逆淘汰’，值得警惕，但解決這道難題，卻不能寄希望於搞個“計生特區”試點來，給以小部分人特殊生於政策做試點，只能令多年來積聚的“計生共識”迅速瓦解。
著名人口經濟學專家陳友華教授曾經指出，生育政策的頻繁變動是導致中國上世紀80年代生育率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探討規避老齡化等矛盾的時候，必須對這種“頻繁變動”可能產生的後果有足夠的重視，必須對所謂的“試點”對民眾的心理影響有準確的估計。陳委員說，在深圳市試點施行“獎一，放二，禁三”計生政策，有助於鞏固深圳改革先鋒的良好形象，提高深圳魅力，吸引優秀人才——靠允許多生來提高魅力，吸引人才，保持深圳的形象優勢，是不是有些失掉優勢亂投醫之嫌疑呢？
按理說，作為政協委員，提什麼建議都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該過多指責。但媒體有責任做個提醒：委員的提案不能過於脫離實際，人為地製造不和諧的因素，形成一個城市內部之間、不同城市之間的對抗——網絡上，這條新聞的跟帖裏面已經有了謾罵之聲，便是此種憂慮的明證。中國的和諧首先在於傲慢精英與正在崛起的草根之間的和諧，這些年，名人富人違背計劃生育的現象飽受輿論詬病，當這種現象在政協裏竟然出現了“政策代言”，我們不能不警惕其很壞的社會影響。陳委員的建議雖然有些“離譜”，但莫要忘了，一旦逐步形成強大的聲音，也有可能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一些城市對私家車的“限小”政策不就是這麼從離譜到“靠譜”，最後奏出聲來的嗎？（編輯：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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